清末政权与地方精英，如何随权势转移而互相影响、渗透及排斥？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午后，百余名行商、善堂绅士、村正均着大帽，奔波于天津各个衙门之间。在绅商们的坚持下，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陈夔龙不得不屈尊接见，恭听代表们力陈因长芦盐商拖欠外国银行贷款、清廷介入而酿成的风潮。绅商们一再恳请总督立即开释长芦纲总、天津商会总理、企业家、书法家、慈善家王贤宾——他被视为天津“必不可少”之人，以及其他被牵连抄家的“累商”。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

关文斌 著

张荣明 主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7月

当然，在王朝政权统治下抄家并不罕见，而享有专卖特权的盐商更是一个备受非议的群体：

捐职充商纲总当，一时奢丽众称扬。

吾津富贵无三辈，净洗双眸看后场。

他们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又侵蚀着整个官僚体制，供养一大批贪官污吏。得之既易，挥霍亦不吝惜。饱食终日，附庸风雅，恒为士类所不齿；夸豪竞富，钻营射利，尤招物议。无论身陷囹圄，抑或家业凋零，盐商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可是，沿用对盐商的传统态度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王贤宾及其他“累商”的遭遇，正如《大公报》当日所记载的：“各界绅商，颇具热心，较之同舟其互相倾轧者，大有霄壤之别。”

这个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宋代起，天津从穷乡僻壤逐渐演变为行政中心：县、府、省各级衙门所在地，长芦盐运使、海关道、直隶总督驻节地。但是，这些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能完全控制天津并渗透到基层社会。国家一方面要从经济活动中得到税收，另一方面又得控制社会，才能维系其政权。清入主中原，可以于马上得天下，然而不能在马上治之。清朝建国的洪业，与它采取的财政制度有密切关系。跟十七世纪的欧洲诸国不同，清廷并没有将盐务改归官办，而是有所选择地继承了明代的官商专卖制，一方面解决了部分饷源，另一方面在利诱之下，吸引了一批富民对新政权的支持。这一政策对天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津的商民在支持清政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对天津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逐渐参与地方事务，其中盐商的表现尤为显著。他们逐步演变为绅商，影响力甚至超越科举出身的士绅、在籍官僚。在太平军北伐兵临津沽、帝国主义侵略中华的巨变中，这些绅商扮演过重要角色。义和团运动以后，他们投身于地方教育，资助了地方自治、选举等种种“新政”。本书主要部分就是力求再现他们的历史和故事。

另外，本书还探讨了国家政权、官僚体制与地方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有关的理论著述，多以欧洲经验为准则，这些社会科学家恒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和相应的官僚体系作为现代国家的指标。自十五世纪开始，欧洲诸国君主陆续将兵权收归己有，而榨取经济资源的权力机构，在十九世纪初形成。此时，包商或中介人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包税制也被视为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与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不能兼容。

在这个标准化的政治社会发展模式指引下，城市和市民的地位亦有较大变化。一方面，曾经享有高度自治权的都市居民，交出了他们的自主权来换取代议政制；另一方面，商业和产业革命也把经商逐利变成文明的表征，“事事讲求理法，不以执着私利为准则”，一个“彬彬有礼”的市民阶级由此兴起。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以及后来的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更进一步提倡无限制地追求私利，主张通过竞争得到并充分使用资源，从而达到生产最优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来自各个社会阶层而不论出身的市民，从家庭和教堂的枷锁中彻底解脱出来，在咖啡馆、旅社、沙龙像朋友一样聚首。通过平等的讨论和争辩，他们学会客观、宽容、超然、尊重集体意志，形成民意。这种理性的讨论奠定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对抗并限制绝对君主的政治权力。

可是，这种对市民社会的高度评价并没有给黑格尔（Georg W. F. Hegel，1770—1831）造成深刻的影响，他持一种较为消极的态度，因而让这一概念变得混乱。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不是人类获取自由的社会条件，而是历史创造的。个人生存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道德责任胜过他或她个人的需要；但是，一旦个人走出家庭，通过生产和在市场上交换其劳动产品，竭尽全力地满足私欲，这一道德规范便不复存在。因此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作私利与私利之间无休止厮杀的战场，是放纵、苦难、道德堕落的深渊。他认为，市民社会必须处于国家的超级智能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这些五花八门的“市民社会”概念，近些年来再度受到重视。一方面，哈贝马斯（J. Habermas）强调自十八世纪以来，英、法、德诸国政治上活跃并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是如何通过公共传播媒介、理性的辩论而形成“民意”，从而为社会提供一股凝聚力的。另一方面，无论美国自由主义或保守派学者，以至拉丁美洲、东欧的政论家，也都把市民社会跟民主制度画上等号，认为它的发展，既可制衡国家权力，亦可解决公益和私利之间的矛盾。

种种“市民社会”理论尽管各具特色，但实际应用起来，仍不免有共通的问题和矛盾未能解决。国家和官僚政治的角色仍然混淆不清：它既是市民社会的卫士，也是市民社会的对手。在洛克看来，市民社会代表了力图摆脱封建制度和国家控制的中产阶层。非常有趣的是，这些中产阶层还要求国家通过立法——财产法、契约法、雇佣法、继承法，建立一种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某些对市民社会的论证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非对抗关系。确实，从理论层面看，市民社会可以与国家共同发展，或一同萎缩，而不是相互排斥。

作为一种理想的类型，这一概念也受到了历史的挑战。现代欧洲人对社会与国家的区分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取决于历史发展状况，因各自的社会、地理条件而异，从而导致了市民社会传统极为显著的差异。甚至在被认为最早出现市民社会自由民主传统的英国，也存在着地区差异。通过对英格兰东北部的达勒姆（Durham）的研究，詹姆士（Mervyn James）发现，作为工业化和卷入全国以至世界市场的结果，这里的旧贵族和以血统为基础的地方绅士为新兴的企业家、专业人士所取代。但这些新兴的地方精英并不足以使达勒姆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或抗拒伦敦中央政府的政策。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企业家、富商巨贾、银行家、贵族互相通婚，彼此扶持，构成了一个能左右国会、国家以至殖民地政策的关系网，跟他们的苏格兰同胞所想象的市民社会风马牛不相及。在这民主面具后面运作的是门槛极高的会所、俱乐部、非请莫入的客厅。历史上的市民社会并不全是以自由结社、平等、公开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财富、庇荫、同学及同事等关系网之上的。

林林总总的市民社会理论同样引起了不少争议。姑且勿论英国的例子与历史差距有多大，哈贝马斯本人就反对把他的理论套用到其他类似的历史现象中。援引这些以欧洲经验为准则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也诱发了不少新问题。以盐务为例，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演变过程恰好颠倒过来，从官运官销开始，逐渐转变成官督商销。虽然两种制度都能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财源，但是因为欧洲经验认定包税制是一个薄弱政权的特征，所以中国以至其他采取包税制的地方，便被视为“东方”的悖态，或者说违反“常规”。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自治权。受韦伯的影响，中国的城市被认为是行政中心。侨寓的行商会眷恋原籍，告老还乡，这意味着城市商人的市民意识极为浅薄。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下，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利用城市这一空间来争取经济和政治权益。

另一方面，罗威廉（William T. Rowe）借用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汉口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把这座城市描绘为有广阔腹地的都会。他认为，在外国商人到来之前，这里精明老练的商人们就已活跃于许多地方事务中，享受着相当大的政治自主权，并进行着合法的自我管理。这些平民在沉浸于这种非政府的公民氛围之中的同时，还作为一种与强大的国家相对抗的制衡力量（如果不是挑战性的话），为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奠定了基础。冉枚烁（Mary Rankin）对浙江的研究也强调，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必然的。她对市民社会和公民环境氛围做了细致的区分，认为社会活动可分为官方、公共和私人的。从晚明开始，地方公共事务有越来越多的非官方士绅参与（也有商人参与，但以科举出身的士绅为主）。到十九世纪末，市民社会终于在中国出现。

这些论点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仅就与国家政权抗衡的职能而论，余英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市民社会没有，也不需要经济基础。一箪食、一瓢饮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朝为官，抑或在野为民，都以天下为己任。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囿于组织能力和资源限制，国家政权并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社会，实际掌管地方事务的是在籍官僚、有功名的士人，以及这些士绅领导的宗族，他们根据相对力量、地区的差异，构成各式各样的“体制外治权”。有些史学家则追溯自宋代以来地方公益事业的产生，对近代绅士由体制外演变成“体制内”治权是否反映了一场深刻而重大的社会变化表示质疑。把既成事实变成合法机构，充其量只是传统内的变化，并没有突破传统的范畴。还有一些史学家则指出中国缺乏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十九世纪的中国，工业企业还极为薄弱，商人和商业资本仍占主导地位，它的蓬勃发展和二重性，意味着中国社会与一般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反比。总而言之，无论作为一个概念或史论，“市民社会”都有许多可以商榷的问题。

本书将以天津为例，对明清市民活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作进一步探讨，从史实出发，尽量避免套用某些理想化模型来解释或预测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国家与社会并不像理论构思中那样势如水火，而是在不同范畴、层次中同时互相影响、渗透，既有合作，也有排斥。地方精英领导下的种种社会服务事业，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国家政权，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他们的财势和人际关系。国家与地方微妙的均衡，由于商人参与而更趋复杂。特别是天津的长芦盐商，既拥有官盐专卖权，与王朝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在种种社会活动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他们能否为士流所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为了全面考察商人的社会环境，需要考察这一社会环境的形成过程、经济基础，以及其中个别成员的生态和经营方式。

本书的研究取向，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国家和社会怎样在不同的层次中互相影响。所谓“国家”并非铁板一块，“社会”也不是完全齐一的。清廷、中央以至地方官僚系统，都有不同的利害关系，都各尽所能攫取最大的权力。这错综复杂的环境给各色地方势力，上至士绅、商绅，下至袍带混混，提供了存在和角逐的空间。在国家体制以外，这些急公好义的地方精英孕育了饶有特色的市民文化和作为“卫嘴子”的自豪感（如果不是市民意识的话），帮助天津渡过了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难关。长芦盐商和他们的买卖也混淆了明清时期的公私经济。盐作为日常必需品之一，无疑能提供一种稳定的财政收入，因此历朝历代都将盐榷之权牢牢地控制在手，若盐商不上税，即以贩私盐论处。清承明制，虽有损益，但还是以保障财政稳定和民食为宗旨，将专卖权授予世袭的包商包额认办。但是这种将国家部分业务和职能私有化的措施引起了极大争议。盐商挟势横行，掺土使水，偷斤减称，是为末端；为牟取暴利而公行贿赂，也导致了种种腐败政治现象。无怪乎蒲松龄尖锐地指出：“朝廷之谓私，乃不从乎公者也。官与商之所谓私，乃不从其私者也。”换言之，“官”与“私”实际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权势与财力转移而变化的。通过对盐商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探讨商业资本的二重性对明清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

我们将首先从宏观上考察天津城市化的背景，详细探讨天津城在十六世纪前如何从一个军事据点发展为沿海要塞。从十六世纪开始，天津逐渐发展为中国北部的一个主要商业都会，其腹地范围远远超出河北平原。在这一过程中，历代发展农业、沿海和大运河贸易政策的变更，既促进又限制了天津城市经济的成长。

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微妙作用也反映在长芦盐的销售方面。第二章将探讨长芦盐政的运作——盐既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又是私人的买卖；既为国家保证了税收，又让国家不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翻开历朝会典、盐法志、户部则例，以及明清律例等官书，所见盐榷法网不可谓不严，但文献中亦可见到大量赏借、捐输、帑利等“盘剥”盐商的记载。然而，商人亦通过陋规、节敬、报效等手段，得到中央以至地方官吏的默许和认可，得以放手追求额外利润。贪污无疑应受到批评，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视为政治、社会、经济领域间的博弈。

盐商的私家经济和他们的许多民事诉讼，同样也带着国家、社会、经济间种种矛盾的烙印。第三章将讨论盐商家族的运作、兴衰怎样受社会和法律的影响。尽管他们的“家事”属于私人范畴，但无论是父系家长制还是个人私有财产制，都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可是当两种制度有所抵触时，问题又如何处理？在缺乏系统商业成文法的情况下，商业纠纷又如何解决？当地方商务、民事、习惯与律例发生矛盾时，地方官又如何处理？在儒家“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下，盐商的遗孀享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她们又如何在这以男性为主的行业中存活？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同居共财“大家族”制度的口诛笔伐，有没有历史和法律的依据？

第四章将通过对遂闲堂张氏、沽水草堂安氏和水西庄查氏这三家十八、十九世纪长芦巨富兴衰的描述，对天津的“盐商文化”进行剖析。时人、士流以至史学家，多对盐商们的附庸风雅不以为然，认为这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至于他们结交官府、钻营权贵的政治文化，更为清流所诟病。盐商们的豪奢、追逐声色自然被卫道士们视为离经叛道；纵使这些商人日日与诗酒为伍，以书画为邻，真正的文人雅士仍不屑与这些满身铜臭的市井之徒比肩。可是，作为天津城市文化重要的一环，这些盐商的所作所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其社会、政治功能，尚有待探讨。

第五章将分析盐商自十七世纪以来是如何参与种种地方公益事务的。无论侨寓、寄籍或入籍天津，长芦盐商通过通婚、世交、乡谊形成日益深广的地方关系网络，逐渐孕育、发展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归属感。津门既无所谓“土著”，盐商便依靠他们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地方官和盐运使的鼓励下，创设水会、粥厂，修桥、筑路，从事种种有益桑梓的事业。盐商的社会服务传统，当然也可被讥为沽名钓誉的公关行为，但这些“天津八大家”的成员和他们的亲朋戚友，如“粮店后街李善人”家、“元昌店”严家、“益德”王家等所组成的关系网，在清政权受到太平军冲击和历次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帮助天津渡过了这些难关。这些商绅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以正途功名出身的士绅。在“庚子”以后，他们大力发展天津的民办教育，建立学堂，引进新学以至女子教育、职业学校。

商绅的兴起，亦有赖于晚清推行的“新政”和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第六、七两章将分析这一发展过程。在“商战”思潮影响下，天津的商人，包括部分盐商中的积极分子，开始投资于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另一方面，清廷也希望通过变法自强，挽救其岌岌可危的政权。在袁世凯的推动下，清廷采纳了留日学生所倡议的地方自治方案，将其作为立宪的基础。盐商和其他商人，在这些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天津商会在王贤宾等人的领导下，更成为一个跨行会、跨行业，代表整个天津商界利益的组织。尽管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些地方组织不过是温顺的改良主义，甚至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活动很快就超出官方认可的范围，不但对市政提出意见，更就牙帖、税捐等收入和支出与政府和地方官相颉颃。

王贤宾等人被抄家，也是这个国家与社会矛盾激化过程的一部分。第八章将详细分析他们所遭遇的这次盐务风潮。较诸1908年由王贤宾和商会协助解决、涉及1400万两银的洋货风潮，此次累商积欠洋债700万两银，并非绝无回转余地。正当盐商努力提出种种解决方案时，盐政大臣载泽的介入，把本来发生在私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复杂化。尽管所谓“新政”中有以保护商人为主旨的商人法和破产法，但清廷还是以取信洋人、保卫国家主权为借口，宣布累商破产。他们拥有或认办的长芦六十一县引地被收归国有，以抵偿大清银行代还洋款之资。三个月后，当武昌起义令清廷财政陷入危机，盐运使拿着谕帖向幸存的盐商筹借巨款时，一向“急公好义”的盐商也开始袖手旁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