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5年9 月26 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红章盖在限制消费令上，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健林的名字，被清晰列出。
这份关联着1.86 亿元执行标的的法律文书，像一枚精准的图钉，将这位前中国首富钉在了人生的转折处。
彼时，他名下42 家公司中仅10 家尚存，其余早已在商海沉浮中吊销或注销。
法院公告显示，这笔债务源于武汉万达文旅置业等公司的经济纠纷，立案于7 月16 日，历经两月协商未果终成强制执行。
万达内部人士事后对外解释，是“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意外，但市场更愿相信这只是52.62 亿元被执行总额的最新注脚。
截至9 月底，万达的股权冻结记录已达57 条，仅9 月就新增：
145.33亿元冻结额度。
2016年的《鲁豫有约》录制现场，王健林坐在自己打造的万达文华酒店里，对着镜头轻描淡写：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我先挣它一个亿。
这句话后来成为全民调侃的流行语，却真实折射出那个时代的：
底气。
回溯1989年，刚从部队转业的王健林接手负债149万元的大连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在无指标无土地的困境中，啃下了没人愿意碰的棚户区改造硬骨头。
800 多套房子一个月售罄，1000 多万元利润成为他的第一桶金。
2001 年转向商业地产时，即便当了222 回被告，仍硬生生闯出订单模式的生路：先签租约再建商场，把风险转嫁成确定性。
那时万达拿地像抢年货，春节都在开项目会。
2017年万达鼎盛期，400座万达广场遍布全国，海外并购手笔动辄数十亿。
王健林在年会宣称“2020年目标收入2000亿美元”时，台下掌声能掀翻屋顶。
没人预料到，高杠杆的大厦会在政策转向与市场冷却中悄然松动。
2025 年6 月，北京寰聚商业的股权变更公告悄然公示，何猷君取代王思聪成为董事长。
这个王思聪去年还计划投资37 亿元打造文旅项目的平台，最终以老股东全部退出的方式完成交接。
同一时期，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新增的被执行人信息里，王思聪关联的熊猫互娱仍有1210 万元债务待偿。
这位伦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企二代，曾是电竞行业的拓荒者。
2011 年收购CCM 俱乐部更名IG，2015 年创办熊猫互娱，巅峰时估值达50 亿元。
但2019 年熊猫直播关停那天，普思资本不得不发布声明：
不能因单个项目失败否定全部创业。
如今，他的创业轨迹与父亲形成互文：
王健林出售109座万达广场收缩战线，王思聪则清空寰聚商业股权黯然离场。
王健林曾允许儿子失败两次，第三次就回万达上班，但王思聪始终拒绝接班。
当何猷君带着星竞威武在纳斯达克敲钟时，那个被视作榜样的王思聪，正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记忆里，王健林曾是中国企业家规模崇拜的典型。
2017 年房地产调控收紧，万达的6000 亿负债浮出水面，海外资产抛售潮自此开始：
就像驾着巨轮闯险滩，转向太慢就会触礁。
这种困境并非个例。
从早年的牟其中到后来的孙宏斌，太多企业家在周期更迭中折戟。
宏观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监管政策不断完善，高杠杆扩张的模式已然失效。
当信用体系的笼子越扎越紧，52 亿被执行金额背后，是时代对粗放式发展的：
清算。
9 月的大连万达总部楼下，保安仍习惯性地为出入豪车敬礼，只是车牌渐渐陌生。
有员工见过王健林最近的样子，不再穿定制西装，而是一身休闲装走进会议室，桌上摊着厚厚的债务重组方案。
他曾说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如今却要在每一份还款协议上谨慎签字。
东京涩谷的潮牌店里，有游客偶遇王思聪时，他正低头翻看手机，身旁女友提着购物袋。
而北京金融法院的公告栏里，王健林的限高令还在公示期。
父子俩一个在海外整理行囊，一个在国内收拾残局。
秋风掠过万达广场的玻璃幕墙，海报上的促销广告换了新的品牌。
没人知道王健林下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会带着怎样的消息，就像没人能准确预言，下一个浪潮会将谁推向舞台中央。
文｜蛙蛙和洼
图片来自电影《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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