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奸杀案改判，五被告人均无罪，冤案制造者不能就样平安无事

2025年9月28日，安徽亳州中院的法庭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庄严宣告：车超、李勇、谢广英无罪。这起历时二十五年的强奸杀人案，在DNA证据的铁证下终于真相大白——真凶另有其人，五名被告确属无辜。

然而，当法槌落下，那句“为何一个明明没有犯罪的人，却能被一系列证据证明有罪”的诘问，仍在司法长廊中回荡不息。这不仅仅是一起个案的纠正，更是对司法体系中深层病灶的一次全面曝光。

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直指要害：原判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系通过非法方法获取，足迹鉴定意见所使用的样本根本不具备同一认定条件。这意味着，当年的”铁证“实际上是刑讯逼供与伪科学鉴定的产物。

在这条冤案”生产线“上，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失控，侦查人员为求破案不择手段，将法律程序视为无物；见证了专业操守的沦丧，鉴定机构为迎合”破案需要“而放弃科学精神；更目睹了监督机制的失灵，检察机关未能拦截非法证据，法院未履行实质审查职责。整个司法系统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选择了对明显漏洞视而不见，任由五个年轻人的人生被错误吞噬。

”明明没有犯罪“这一表述，凸显了司法认知中的深刻悖论，在法治社会中，一个人是否有罪，应当由法定程序依据合法证据认定，而非任何个人或机构的主观判断。然而，当司法程序本身出现系统性失灵时，这个基本逻辑就被颠覆了。

值得深思的是，车超等人”明明没有犯罪“的事实，并非由当年的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发现，而是依靠多年后新的DNA技术才得以证实。这暴露出我们的司法系统在真相发现能力上的局限，以及在面对错误时的自我纠正惰性。只有当外部技术力量介入，系统才不情愿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改判为这起长达二十五年的冤案画上了句号，但真正的司法正义远未实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那些通过刑讯逼供制造假证据的办案人员、那些出具不实鉴定意见的技术人员、那些在层层程序中失守的司法官员，他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对冤案制造者不进行严肃问责，类似的错误将会在其他地方重演。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重大冤错案件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缺乏有效问责的司法纠错，无异于对法治的二次伤害。

为防止悲剧重演，必须从制度层面构建全方位的防线：第一，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刚性约束，将讯问全过程录音录像制度落实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让每一句口供都有迹可循。第二，完善司法责任终身追究制，对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司法人员，不论时间过去多久，都要追究相应责任。第三，健全科学证据的审查机制，建立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的保障制度，杜绝”纸面鉴定“。第四，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赋予其对侦查活动的实质性监督权力，从源头防范非法取证。

二十五年的时光，车超等人从青春年少等到两鬓斑白，而真凶却逍遥法外多年。这不仅是五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司法系统的创伤。最高人民法院的改判彰显了司法纠错的勇气，但下一份载入史册的文件，应当是对渎职者的严正审判。

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错误不仅要纠正，还要让犯错者承担责任。唯有让每一个冤案制造者付出应有代价，才能真正确保”绝不冤枉无辜“成为司法不可动摇的信仰。

当未来的司法官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期待他们看到的不仅是个案的平反，更是一个时代司法自净能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