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一个骇人听闻的词,叫做“宰白鸭”。
这里所指的不是杀鸭子做饭,而是一场令人细思极恐的交易。
何为“宰白鸭”?
“宰白鸭”这个词最早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出现,到了道光年间愈演愈烈,尤其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最为猖獗。
所谓的“宰白鸭”,本质上就是 “买凶顶罪”。
一个有钱有势的富人或者其子弟犯下了命案,按大清律例,杀人者偿命,这是逃不掉的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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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这些权贵来说,法律似乎总有空子可钻。他们会立刻动用家族势力,暗中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死鬼”。
什么样的“替死鬼”最合适呢?自然是那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家庭。富户会派人找上门,开出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码,可能是几十两,也可能是一两百两白银。
这笔钱在当时足以让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家庭,瞬间解决所有温饱问题,甚至还能剩下一些置办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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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家里一个“多余”的儿子。
一旦交易达成,这个被选中的穷人家孩子,就被称为 “白鸭”。为什么叫“白鸭”?
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孩子就像被养得白白胖胖、专门等着被送上案板的鸭子一样,温顺、无力反抗,唯一的价值就是被“宰杀”,用来满足他人的需求。
这是清朝社会一个巨大且腐烂的疮疤。是贫富差距的极度悬殊,对于豪绅富户来说,一条人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而对于赤贫的百姓而言,亲生骨肉的性命,有时竟成了能拯救全家的唯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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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是司法体系的崩坏与腐败。清朝的审案制度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重供不重证”,极其看重犯人的口供。
只要有人认罪,并且口供与案情“对得上”,官员们往往就急于结案,不会深究物证和逻辑上的漏洞。
这就为“宰白鸭”提供了绝佳的操作空间。
富人会提前为“白鸭”编好一套天衣无缝的供词,让其死记硬背,只要上了公堂一口咬定,这案子基本就成了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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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过程中,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吏,也往往因为收受了贿赂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共同促成了这一桩桩荒唐而血腥的“合法谋杀”。
连审案官员都看不下去
理论说起来可能有些抽象,我们来看一个真实记录在清代学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的案子,这个案子的主审官,正是陈其元的父亲,陈鳌。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宰白鸭”的操作流程。
当时,陈鳌在福建某地任职,接到了一桩斗殴致死的命案。案卷递上来,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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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成年男子,尸检报告显示,他身上有多达十几处被钝器击打的淤青,是被人活活打死的。而前来投案自首的“凶手”,却是一个年仅十六岁、身材瘦小枯干的少年。
陈鳌一看到这个对比,心里立刻就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他把少年提到堂上审问,少年对答如流,将自己如何与死者发生口角、如何失手将其打死的“犯罪过程”说得一清二楚,每个细节都严丝合缝。
然而,这种完美反而加重了陈鳌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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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这个少年的供词实在太流畅了,流畅得不像是亲身经历后的回忆,而像是把一篇烂熟于心的课文给背了出来。
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怎能看不出其中的猫腻?陈鳌盯着堂下那个孱弱的少年,再想想案卷里那个壮汉的尸体,他几乎可以断定,这又是一起典型的“宰白鸭”案。
这个少年,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将一个壮汉殴打致死,他背后一定有人教唆,而真正的凶手,此刻正在某个地方逍遥法外。
陈鳌于心不忍,他不想草率结案,让一个无辜的孩子枉死。
于是,他决定将案件驳回重审,并暗示下属要仔细勘察,希望能找到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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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让他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
地方上的乡绅、富户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他施压,同僚们也劝他“得过且过”,不要为了一个穷小子的命,得罪了地方势力,影响自己的仕途。
无论他怎么审问,那个少年都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凶手,不肯吐露半个字的真相。
这个案子让陈鳌备受煎熬。
他既怜悯那个即将被“宰杀”的少年,又痛恨这黑暗的官场规则。他看到了罪恶,却无法伸张正义,这种无力感,是整个司法体系中最让他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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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毒不食子?
除了上述,还有最让人无奈的。
在陈鳌审理的那桩案子里,当他想尽办法,试图给那个少年一线生机,将他暂且收押在牢里,期待事情能有转机时,最残忍的一幕上演了。少年的父母,那对亲手将儿子卖作“白鸭”的夫妇,前来探监了。
按理说,人之常情,即将与儿子生离死别,总该有些悲痛和不舍吧?然而,这对父母的表现却彻底颠覆了人伦常理。
他们隔着牢门,不是安慰,不是诀别,而是对着儿子破口大骂。他们骂儿子为什么还不认罪,为什么要给家里惹麻烦,为什么要让到手的银子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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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声色俱厉地逼迫儿子,必须坚持之前的口供,老老实实地去死,否则他们拿了富家的钱,要是事情败露,全家人都要跟着遭殃。
这哪里是父母,分明是催命的恶鬼!
那一刻,少年心中最后一点对亲情的眷恋和求生的希望,恐怕都被彻底碾碎了。
他的生命,在家人的眼中,早已不是生命,而是一笔已经成交、不容反悔的商品。最终,在亲生父母的逼迫和咒骂下,这个少年彻底绝望,放弃了所有挣扎。
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善”或“恶”去评判这些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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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个个“白鸭”被送上法场,一个个真凶继续锦衣玉食。
当法律可以被明码标价,当人命可以用银两买卖时,法律就不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准绳,而沦为了富人阶级的保护伞和压迫穷人的工具。
在福建、潮州等地,“宰白鸭”一度猖獗到半公开化的地步,一年之内发生的顶凶案件甚至多达上百起。
富人因为有“宰白鸭”这条后路,行事更加肆无忌惮,视人命如草芥。
而穷人则生活在双重恐惧之中,既要忍受豪绅的欺压,又要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孩子,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被选中的“白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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