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律师突破83万名，是多是少由市场决定吧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关于“控制律师规模”的建议引发热议。他认为律师人数快速增长导致诉讼激增、法院压力加大，并指出律师职业定位模糊、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主张借鉴日本经验限制律师数量，避免美国式“诉讼泛滥”，甚至将律师重新定位为“准法官”以强化公共属性。

这一观点虽出于对司法生态的关切，但试图以行政手段干预律师规模，是否真能解决现实问题，值得商榷。在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双轮驱动的今天，律师规模究竟多少合适，或许更应交给市场来决定。

律师人数的增长，本质上是社会需求扩张的直接反映。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商业活动日益复杂，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自然水涨船高。从企业合规到知识产权保护，从民事纠纷到公益诉讼，律师的角色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83万名律师，分摊到14亿人口中，律师万人比仍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

如果简单以“诉讼量增加”为由限制律师规模，无异于因噎废食，诉讼案件增多背后，是法治进步下民众更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这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表现。

何兵教授担忧律师行业的“过度商业化”及职业定位模糊，这确是行业治理中需要关注的课题。但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应是倒退到计划式的人数控制，而应通过完善行业规范、强化职业伦理来实现。

律师的本质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群体，其商业属性与公共属性并非截然对立，正如市场经济中其他行业一样，律师行业完全可以通过竞争与监管的平衡，实现优胜劣汰与服务质量提升。倘若硬性压缩规模，反而可能削弱竞争，抬高服务价格，最终损害普通民众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至于借鉴日本经验，也需结合国情差异，日本律师人数长期控制较严，但其司法考试难度极大、门槛极高，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或许有效，却未必适用于今日中国。我国正处于法治建设深化期，需要更多法律人才投身基层、服务民生。近年来法律援助、公益律师的发展，正是律师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而美国所谓的“诉讼大国”问题，更多源于其独特的文化与司法制度，而非单纯律师数量所致，简单横向比较并不可取。

事实上，律师规模的大小，最终应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如果律师数量过剩，市场竞争自然会促使部分人转型或退出；如果供给不足，需求则会推动更多人进入行业。政府与学界的责任，是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完善职业保障机制、引导律师行业在商业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而非直接决定“多少人够用”。

归根结底，律师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之一，其规模增长不应被视为负担，而应是推动司法进步的动力。面对83万这个数字，我们无需恐慌，更不必急于“控制”。相信市场，相信法治，让需求决定供给，让专业与诚信成为这个行业最好的标尺，这，或许才是更具智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