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话《觉醒年代》编剧手记｜与青春共振，与觉醒同行

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的灯光如同百年前那群先行者追寻的星火，渐次亮起，我仿佛能听见观众席里传来年轻而压抑的呼吸声，尤其是在那些静默的时刻——当陈独秀和李大钊在黑暗中发出诘问，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求学时振臂高呼，当陈延年和陈乔年年轻的身影毅然走向刑场——剧场里凝聚的那种沉重而炽热的情感几乎触手可及。话剧《觉醒年代》自2022年9月公演以来，三年来在全国15个城市演出了110场，近15万观众走进剧场观看了演出，一出戏竟能如此连接起相隔百年青年们的心，这是我在创作之初未曾料到的。每当演出结束，掌声如潮，这份跨越时空的共鸣，让这部作品始终燃烧着火焰。它是一场持续进行的精神对话，一次次地与青春、与理想、与觉醒重逢、碰撞。

将一部43集电视剧浓缩成两个多小时的戏剧，对我而言，绝非简单的删减或提炼，这是一个全新的创作过程。虽然电视剧和话剧都是讲故事，但是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同样的故事，创作者采用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既然是话剧，就一定要符合话剧本体的特征。我必须先沉浸于原作，理解人物的肌理与时代的呼吸，然后，再决绝地“打碎”它，勇敢地“忘记”它，再重新建立起属于话剧艺术的新建筑。电视剧的优势在于其史诗般的叙述与细腻的描摹，它让教科书里的名字变得有血有肉；而话剧的魅力则在于现场的直接感受与浓缩的戏剧张力。因此，我的任务不是让观众在剧场里“回顾”电视剧，而是让他们“亲历”一场觉醒。这个过程就如同在深井中挖掘，越是受欢迎的原著，这口井就越深，我时刻需要一条能够自如上下的“绳索”，而这条绳索便是话剧的本体语言——冲突、对白、场面、结构，以及最为重要的情感凝聚与爆发。演出时，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面庞被舞台上的光芒点亮，我知道找到了那条连接历史与当下的路了，就是那条通往观众内心的路。

为何一个世纪前的那些人和事，能在今天的年轻人心中掀起如此的波澜？答案就在于“青春”与“觉醒”所蕴含的永恒力量。那个时代的青年，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山河破碎，前途茫茫；今天的青年，身处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却也要面临着关于人生意义、社会价值的深刻追问。当他们看到陈独秀、李大钊在无尽的黑暗中，凭着一点思想的微光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当他们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在纷繁的思潮中，以青春的锐气辨别方向、坚定选择；当他们看到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美好的年华祭奠崇高的理想……他们看到的不只是那些历史人物，更是另一种青春可能性的极致展现，那种为了信仰倾尽所有的纯粹，那种“背黑暗而向光明”的决绝勇气。这种跨越百年的对照，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从百年之前直达当代青年们的心底。

在排练场里，演员们常常与角色一同落泪，一同激昂。我从电视剧的情节里走出来，将笔触伸向他们更为私密的情感世界。陈独秀与高君曼、李大钊与赵纫兰、鲁迅与朱安、胡适与江冬秀……这些大先生们的婚姻与情感，同样是那个时代转型的缩影。尤其是那些大多目不识丁的旧式女性，她们在时代巨变下的命运沉浮与自我觉醒，与男人们的思想革命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位。当这些情感的真实细节在舞台上被放大时，历史人物便彻底地褪去了神秘的光环，变得可感、可亲、可知，他们的痛苦与抉择，他们困境与反思，同样能刺痛今天的我们。

觉醒的过程是痛苦的，有着各种各样的阻碍，但是新生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也是历史的必然的趋势和选择。《新青年》的呐喊，五四运动的怒潮，在舞台上不再是遥远的历史名词，而是一场青春能量的总爆发。陈独秀将青年喻为“如初春，如朝日，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李大钊号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这些话语，在今天听来，依然字字千钧，滚烫如初。这或许就是秘密所在：真正的青春，从不被时代所束缚，它内核中关于理想、关于反抗、关于创造的冲动是相通的。因此，演出时观众是在回应一种穿越百年的召唤，是在进行一场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

回首这段创作历程，我的心中充满感恩。感谢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留下了如此丰厚的精神遗产；感谢那些觉醒的先驱们，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划破了黑暗。更要感谢走进剧场的每一位观众，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是你们眼中不灭的光，你们心中澎湃的情，让《觉醒年代》超越了舞台的物理时空，真正地“活”了下去。戏，终有落幕的一刻；但觉醒的声音，一旦被听见，便会在心灵深处生根发芽，永不消散。（作者为话剧《觉醒年代》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