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乔冠华逝世，葬礼安排起争议，章含之提三个要求，中央：同意

“1983年9月30日早上六点，你先回家，我随后就到。”病房里，章含之贴着乔冠华的耳边轻声说。那句别离，只有冷清的晨雾听见。

距乔冠华停止心跳不过八小时，外交部内部的电话已经响成一片：是按照部长规格办官方遗体告别，还是交给家属自行处理？按照惯例，走八宝山、发讣告、念悼词，一个都不能少。可这一次，章含之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只提出三件事：不发公告、不搞仪式、骨灰归家。

对许多人来说，这无异于颠覆。“老乔当年坐镇联合国，气场把全场都压住，现在连悼词都不要？”有人皱眉。也有人点头：那倒像极了他，一辈子爱面子，却厌繁文缛节。

中央最后给出的批示只有两个字：同意。文件很薄，却让不少老同事悄悄松了口气。毕竟，乔冠华自1976年离开外交一线后，待遇如何界定，一直是个“窗户纸问题”。没人愿意在他最后的时刻再掀波澜。

消息传出，上海胡同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有人怪章含之“太倔”，有人说她“护夫心切”。她只是淡淡一句：他生前没空闲，走后总该清静。

这份执拗源自十年前的相识。1973年冬，联合国总部外长风呼啸，章含之抱着一摞文件蹲在过道，冷不丁听到里面的洪亮嗓音：“章含之在吗？请进来！”她推门探头，那抹不屑让乔冠华愣了几秒。后来回忆起那一眼，他说像看到一束带刺的蔷薇，“别摸，扎人，但舍不得不看。”

政治舞台上，两人最初真是三句话不到就顶嘴。乔冠华自诩“外交才子”，可章含之偏偏不吃这一套。吵到后来，连翻译都看不下去，打趣：“老乔，跟女同志讲道理，永远输。”实话。可也正是这番针锋相对，搅活了他日渐沉闷的中年。

感情转折点出现在巴基斯坦。那天傍晚，当地官员允许代表团在花坛前摘几朵蔷薇留念。乔冠华轻声问：“能给我三枝吗？”回到驻地，他把花分给两位女随员，最后一枝递到章含之手里，笑道：“Nothing special，just a flower.” 章含之别过头，却悄悄把花瓣夹进笔记本。

毛泽东晚年一次闲谈，无意间提到章含之婚姻不幸，乔冠华在旁听得耳根发烫。回国后，他第一次越过公事打电话：“离婚手续办完了吗？”得到肯定答复，他憋了半分钟，冒出一句英文求婚。电话这端沉默良久，只剩彼此呼吸。

1973年12月11日，他们在史家胡同的小院里摆了六桌家宴。周恩来端起酒杯，先敬新人后敬“行老”（章士钊），笑说：“你们这桩事，我早就猜到。”没鼓号、没司仪，院子里只挂几串灯泡，却比很多国宴更热闹。

十年后来到终点。1982年起，乔冠华身体急转直下。肺部旧疾复燃，他仍坚持写文章，改演讲稿，偶尔对着窗外絮叨外交趣事。“沙场老将不下马，大夫也没招。”章含之一边打趣，一边盯着药表不敢松懈。

1983年秋，他开始咳血。住院第一周，他还招呼记者拍照，说想留点“精神头儿”给朋友。第二十天，呼吸机几乎拔不下来了。临终前，乔冠华眼角滚下一滴泪，“对不住，你又要独自撑伞。”话未落音，监护仪划出最后一道平线。

接下来的三天，意见交锋激烈。有人担心不发讣告会引发猜测，有人坚持“老革命一走，礼数不能少”。章含之的态度只有一句：“他走得累，不想折腾。”当年她逆着常规嫁给乔冠华，如今依旧逆着常规送他远行。

9月28日，灵车在雨里缓缓驶出医院，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哀乐。外国同行赶到北京，也只能低调在史家胡同门口鞠躬。乔冠华的骨灰罐，被章含之抱在怀里，只比暖水袋重一点，她却像抱着石头一样沉。

值得一提的是，外交部许多年轻人事后回忆，最震撼他们的不是简化的葬礼，而是部里那天的安静。大厅灯照常亮，却没人说话，打字机也停了。偶尔电话铃响，两三声就被迅速按掉——大家似乎怕惊动楼道里那股淡淡的樟木味。

至于骨灰，最后安放在章含之书房的壁柜里，旁边是一本《柳文指要》。门缝透风，书页偶尔哗啦作响，像有人翻阅。访客问她后不后悔没有让丈夫进八宝山，她平静答道：“家里比公墓暖和，他怕冷。”

多年之后的一个午后，北京落雪，她拎出那只旧骨灰盒，拍拍灰尘，自言自语：“老乔，你要看世界，咱隔着窗户也行。”语气带笑，又像嗔怪。

乔冠华生前喜欢自称“外交俠客”，行走四海无畏风浪。最后这段送别，不惊天地，不泣鬼神，却准头极准：把体面还给逝者，把清净留给活人。他若泉下有知，大概率会点头：这安排，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