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航空工业为何长期落后于导弹航天和造船？

最近央视播出了一段8分51秒长的国产歼击机和预警机从福建号航母上电磁弹射起飞的视频，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热烈关注。特别是歼15和歼35优越的空气动力学造型从宽阔的航母甲板上腾空而起鸟瞰大海的画面，让有点年纪的军迷不禁有一丝恍同隔世般的感受。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改革开放之后的80-90年代，中国空军战斗机的主力机型，我们自主研发的歼8在性能上远落后于美欧苏的同期的F-16,幻影和苏27等，1990年海湾战争，飞机性能平均水平还在我国之上的伊拉克空军只能选择躺平，2000年中美南海撞机，烈士王伟就是驾驶歼8-II遭到美军间谍飞机剐蹭而永远消失在南海；在同一时期，由于战争危险下降，经济建设更需要钱，老爷子发话“军队要忍”，从前苏联引进仿制几十架价廉物美的苏27居然历时十年，形成战力需时更长。

直到20年前中国自主研发的四代机歼10开始广泛列装，到了2010年连五代机歼20也露面了，中国军机研发水平才正式进入了井喷时代。这正好和中国经济腾飞和国力开始挑战美国同步。

与空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二炮导弹部队在国家经济落后期间就是拳头，50年代世界首次用地空导弹击落侦察飞机，80年代初研制成功东风5的射程达到1，5000公里，能威慑美国本土；1995年海峡危机，我军威慑的手段是导弹试射，而非海空军的显示肌肉，因为那时的肌肉还不怎么发达。和导弹水平紧密相关的航天技术就更不得了，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成为世界第五，90年代的商业卫星发射达到了相当水平，能够给发达国家大公司发射卫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

徐昌裕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航空人，上海交大航空专业高材生，延安时期的老技工，国防部六院的老院长。他的回忆录《为祖国航空拼搏一生》的一个特点是秉笔直书不回避矛盾和问题，下面是相关内容的读书笔记。

01

导弹和飞机的瑜亮之争

1949年之前，饱受国民党空军轰炸之苦的解放军对空军的期许是非常之高的。但是由于认识到经济的紧张，新中国自主搞飞机研发制造一度被认为太贵被放下了。到了50年之后，国民党轰炸上海，加上解放台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等到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决定不出空军了，解放军处于襁褓阶段的空军需要的飞机要从苏联真金白银地购买，所以新中国的领导人又重新重视了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 被新中国实力折服的苏联敞开了援助，所以新中国的国防航空工业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到了1956年之后国家开始制定12年科技发展规划，千头万绪而财力捉襟见肘总要有一个优先次序。作为国际空气动力学权威的钱学森发表文章认为“未来导弹可以取代飞机，现阶段国家财政紧张不该花大价钱搞飞机”。苏联也有专家认为，导弹已经有了，人造卫星也已经上天了，将来导弹可以代替飞机。现在的歼击机就是最后一代。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的领军人聂荣臻元帅对钱老的观点深以为然。加上当时毛泽东主席也认识到加上核弹头的导弹可能成为新中国足以自保的杀手锏，所以，中央军委确立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指导方针，飞机航空被排到了后面。几十年过后看，由于两弹一星的成功真正给新中国提供了战略威慑，这个决策是成功的。导弹和卫星让飞机过时的预言却被证伪了。

当年还有一个口号，“科研以尖端为主，生产以常规为主”。导弹当然是尖端，而高性能战斗机却被归到常规一类，以仿制苏制米格17/19为主。虽然也一度达到年产几百架，甚至出口到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但是一旦中苏交恶技术中断之后，就很难维持了。

02

领军人物和中层梯队的缺失

中国的航空业和导弹航天一样在1949之前都是一片空白，但是导弹航天有钱老这样毫无争议的权威海归，能够以他为核心形成一个团队，而且有聂帅这样来自中央军委的全力支持。航空则缺乏这样一锤定音的人物。哪怕象徐昌裕这样的老交大毕业生，只比钱老晚毕业几年，虽然基础扎实，但是毕竟没有留过洋，对发达国家的航空制造体系没有完整了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也只能和新毕业的年轻人一样从零开始。在动乱年代，导弹航天部门的专家，不论是本土和还是海归，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是重点项目的原因，大部分得到了保护，得以安心从事科研。而航空届的一批中坚力量，特别是有欧美背景的，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历史条件下得不到重用。文革中，沈阳飞机厂和发动机厂的两个厂长都被迫害死了。飞机设计专家徐舜寿，航空发动机专家虞光裕和董绍镛，飞机航电仪表专家昝凌、这些非一流权威但是有在民国和美国航空业有实践经验的骨干， 也在文革中早逝，歼8的第一任总师黄志千文革前死于飞机失事，他的大学同学马明德是中国最好的风洞专家，在文革中自尽。这些人和任新民梁守槃屠守锷这些两弹一星元勋相比，按照徐老的原话说，“水平不一定比他们差“。可惜对人材没有珍惜，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造船又是另一番景象。在1949年，中国的造船业并非一张白纸。洋务运动中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曾经达到过相当的水平。后来其造船业分出来成立的江南造船所。在一战初期曾经给美国制造过四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更稀奇的是，由于旧中国制造业的落后，这些船上的重要配件大部分是进口的，但是作为船舶的心脏 - 蒸汽发动机，却是江南造船厂自产。这和60年后中国航空业的状况刚好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中国在引进国外先进机型的生产线时，很多高精尖的机上设备已经实现了国产，但是飞机的心脏发动机却往往还是需要进口。

一度辉煌的江南造船厂在抗日战争期被日寇蹂躏，在内战结束时大量设备人员迁台，没迁走的遭到蒋军的轰炸，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基本的人才团队还有一些，这和完全白手起家的导弹和航空比就不可同日而语。

海军设备的研发也和空军一样，需要给两弹一星让路，比如研制核潜艇的09工程60年代就曾经一度下马。而且整个的国防科研领域在60年代进入了在科技口广为人知至今尚有争议的“部院合并”之争。当时有聂帅领衔的国防科委搞尖端，和贺帅领导的国防工委搞生产，贺帅认为科技应该并入工业才能让研究有的放矢，而聂帅认为有限的尖端科研力量应该集中而不是分散入工厂。两帅之争分不出胜负，中央又任命了一个国防工业办公室来协调两位元帅的矛盾，由罗瑞卿大将掌舵，所以才有了徐老在回忆录中“一个大将领导两位元帅”的戏称。

这些部门的分分合合对中国国防科技力量的损害不小，比如搞航空的六院就经历了数次取消和重建，项目没了人心散了。在这里徐老对搞船舶的七院就非常羡慕，因为他们有一为位非常给力的老领导， 他就是后来的海军司令，政治局常委，被人誉为中国航母之父的刘华清将军。刘华清是开国少将，解放后在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系统学习海军。他是具有开国元勋和专业人士双重身份的人，慧眼独具地认识到集中科研攻关对一个弱国和大国国防的重要性。取消造船研究院的命令也下过，但是刘将军却能顶住，你让取消我就软磨硬泡哪怕阳奉阴违也拖着不办，所以多少年下来船舶七院一直能保持科研建制完整，不但做出了核潜艇，还有航母。而搞航空的六院就没这么幸运了，徐老自己只能算是个受到重用的知识分子，没有拍板的权力，空军虽然名将如云，但是六院却没有象刘华清这样精通业务同时敢和上边周旋的将军院长。在徐老写回忆录的时候，他感叹到中国造船业是世界第三，国际水平远超航空。当然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而且体量比第二和第三加起来都大。

04

外援对中国航空的贡献

谈到苏联对新中国航空的帮助，徐老是赞不绝口。他说苏联在协议的许可范围之内，算是做到了帮人帮到底。比如1956年苏联帮助中国引进仿制米格17，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国产化，一年生产几百架，还能出口朝鲜和阿尔巴尼亚。而那时离中国航空初创时只会修理才过了6-7年。之所以能那样，除了新中国航空人勤奋好学以外，主要是苏方提供了全面的资料，包括“产品图纸，工艺规程，工艺装备，原材料的技术条件，理化试验的条件，批量生产的试验设备，强度试验，试飞等。因为一个产品从设 计，试制到小批量生产，再到大批量生产，整个过程中，图纸的协调更改，材料的代用和工 艺流程的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更改单，代料单，工艺流程图等都必须反映在图纸和技术条件上,要重新整理好，完整地提供给人家，确实是费工费力又不容易办好的一件事。它的完整 性还在于,它不仅提供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生产资料，还有附件，设备，甚至插头，插销， 导线，都按配套表提供帮助，材料也是他们帮助我们准备的，括包高温，高强度材料，这对仿制产品的国产化程度非常重要”。

徐老对苏联的援助评价这么高，主要还是和西方的对比。1980年中国开始引进法国的海豚直升机，也就是直-9，引进和技术合作和当年的米格17/19类似，但是飞机部件的国产化率和当年的米格机相比差得远。这说明和西方的纯商业合作和50年代中苏之间战略级的盟友关系真是不一样。

当然正如前面的定语所言，中苏再友好，也是在协议的范围之内人家才会帮你。徐老曾提到中方向苏联订购的飞机研发设备七套，没想到苏联顾问还挺细，他问我们给你援建了只有6个厂，每个厂一套研发设备，多出来一套是怎么回事？徐说要一套在北京搞独立研发，结果苏联顾问一听就发火了，说有我们苏联那样强的研制能力你们还研究什么？ 所以说苏联固然在援建完整生产线上的帮助极大，但是他们不愿意培养中国人自主的造血能力。

和西方的合作也有非常出成果的例子。70年代英国首相希斯和中国友好，双方谈妥了购买罗罗的一款拳头产品：贝斯涡扇航空发动机。除了购买成机以外还有专利转让，这一下子花了老鼻子外汇。但是奇葩的是，国家花如此重金引进的几十台高端发动机，居然最后躺在仓库里生锈而没有服役。这个原因很复杂，徐老在回忆录中也提供了自己的视角。但是我在这里要谈的是引进贝斯发动机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之喜。

原来中国多年来在研制航空发动机的高空模拟试车台，如果把高端航空发动机比喻为婴儿的话，那么这个实验模拟设备就是子宫。发动机在实战中从把稀薄的空气吸入燃油混合燃烧，然后把上千度的高压气体喷入低压环境以获取动力。模拟试车台就是要在地面烧出这样的气体，但是必须把他们及时抽走，否则实验炉就会爆炸。那就需要让这上千度的气体迅速降到室温，抽气机才能正常工作。这个冷却装备成为中国发动机人的瓶颈。

在六院的领导和专家们为引进贝斯发动机而访问英国的时候，他们意外发现英国的国家燃气轮机试验基地颇为精于此道。一经接触，相谈甚欢。于是中方花重金和对方签订技术转让的合同，请对方专家参与设计，并从英国著名的Vickers-Armstrongs发动机公司引进了关键部件并国产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首座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在四川江油研发成功，获得1996年中国科技进步特等奖，成为未来攻克先进飞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利器。如果放在今天，这样的合作和转让根本不可想象。

05

创业艰难百战多，修机遭遇七三一

徐昌裕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中国航空工业的缩影。他提到一个轶事记载了中央刚到陕北在温饱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就开始着眼空军了。当时作为进步学生的徐和同学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认识了史沫特莱，她一听说徐和几个同学是交通大学航空专业的，赶紧说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个重要人物。后来徐同学们以地下党接头的方式见到了联络人。看来史沫特莱在延安接受了中央的委托帮助在上海物色航空人才。但无奈她是个文科生对空军和航空一窍不通，把徐等人当成了飞行员了。当徐昌裕解释他们是学航空机械的不会飞行，这让接头人十分失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徐昌裕毕业后还是辗转投奔延安，从事的都是和航空无关的技工职业，比如最简单的机器修理甚至石油冶炼，是的，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居然还有个炼油厂。直到日本投降后他们奔赴东北接收一些日军遗留下来的飞机和航空器材，才算有了用武之地。当年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东北各地收集完整程度不一的废旧飞机，有时候老乡把飞机轮胎拆走了装在马拉大车上用，拆不走就把轮胎橡胶割下来做了鞋底。这固然是非常耐用的大车和布鞋，但是也给徐昌裕这些第一代航空人带来极大的麻烦，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能找到的一切集中起来，然后在日军被俘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拆东墙补西墙，配凑出一架架勉强能飞的飞机。

这样的工作不仅仅是脏活累活，还可能伴随着生命危险。当时东北老航校的机务处副处长顾光旭带着四个专业人员（两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一个中国人）在哈尔滨收集器材的时候误入了日军731部队仓库，把瓶瓶罐罐一个一个打开看，结果不知道是病毒还是细菌中毒了，一个日本人和朝鲜人身亡，幸存下来的三个人都留下了严重后遗症

早期的新中国空军由于水平落后，为了尽快上型号投入实战，免不了有地面人员上飞机和飞行员试飞员一起搏命的经历。徐昌裕他们修的飞机日本被俘飞行员不敢飞，于是修理人员和机械师一起上，坐在后面给他壮胆他就敢飞了。后来中国引进米格-19生产线的时候，由于原机的设计缺陷，驾驶杆一拉到某个位置飞机就抖，试飞员无法控制，而生产线的老师傅却有绝门妙招：在导致机身抖动的那那个操作杆位置上加一点力，飞机就正常了。但是这个巧劲儿单靠解释却说不清楚，只能让老师傅亲自上飞机当抖起来的时候给飞行员实地演示。这个故障的解决水平甚至超过了苏联老大哥，徐访苏的时候问他们的总工程师，你们的米格-19抖不抖？答案是也抖，问解决了吗？答曰解决了，中方拿出小本子刚要记，人家说米格-19已经淘汰了换成了米格21，这不就是彻底的解决方案吗？

新中国建立空军的最大挑战就是一只基本缺乏航空工业经验的科技和工业团队学习制造飞机，同时以一只以农民军背景为主的军队来计划飞机的设计生产和使用。缺乏基本的知识，在初期闹了不少笑话。比如在中苏交恶后全国批判“苏修”的时候，技术部门指出苏联提供的生产图纸，一张纸就多少块钱，这算什么老大哥？ 殊不知图纸和生产线是比多少飞机大炮还值钱的东西。后来空军和六院讨论在米格21基础上自主研发歼8的时候，科研单位给出的时间线是8年左右，空军一听就炸了，他们说我们八年抗日，你搞一种型号也要八年？歼8研制60年代上马后，第一任总师黄志千因为代表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巴黎航展，结果不幸飞机失事殉国了，顾诵芬拿起接力棒，经过20年的努力，歼8终于在80年代开始列装部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当年的后起之秀顾诵芬成为两院院士， 2020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