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迹》：智利历史创伤后的活死人

2019年，智利作家阿莉雅·特拉武科·泽兰凭借出道小说《残迹》入围了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从而成为另一位值得关注的新锐拉美作家，同年，这本小说也获得了智利文化部颁发的最佳未出版小说奖。这本小说用多视角叙事的方式，带领读者重新感受智利历史上曾经的至暗时刻——就像罗贝托·波拉尼奥那样，只是，《残迹》看起来更加没有救赎之道。

撰文 | 宫子

《残迹》

作者：（智利）阿莉雅·特拉武科·泽兰

译者：张雅涵

版本：作家出版社2025年9月

末世的算术法

在智利小说家波拉尼奥的巨著《2666》中，他用了一整部来讲述圣地亚哥的死亡案例，尸体们出现在夜晚之后，一个接着一个……几十年后，智利小说家阿莉雅·特拉武科·泽兰接过了这条接力棒，继续书写智利的尸体，依旧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但现在，倒数开始了：在金马塔诺尔发现一具没有生命体征的尸体，该名男子年龄大约在四十岁，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七，像火箭发射前的倒数，三十六，三十五，他们离我越死越近，三十四，三十三，曾经，我以为倒数会随时停止，但是，这周的死者三十一岁，事态更加紧急：我该拿活死人怎么办？”这是《残迹》小说中主要人物菲利佩的内心活动，听起来像是呓语，什么叫作“没有生命体征的尸体”，难道尸体还能具有体征吗？为什么死者的死亡年龄会像倒计时一样发生变化？

在波拉尼奥描绘的全景死亡中，我们居然能阅读到浓烈的诗意，但这些并不会在泽兰的小说中出现。《残迹》中跟随着三个主角而抵达我们眼前的东西是浓烈的创伤，在三个人（尤其是菲利佩）的观察中，这条伤口从历史的过去向现在裂开，而且这条创伤随时会撕扯当下人的内心。在菲利佩略带癫狂的视角中，我们能看到他以活死人的态度观察着这个世界，在菲利佩的眼中，他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的身上出现的死亡迹象，很多年前，他就看到小说里另一个主要人物伊克拉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活死人”，他将这个死亡预兆告知了伊克拉，但并没有人相信他。菲利佩看到身边的智利人的死亡年龄正变得越来越年轻而且街道上的“尸体”也越来越随处可见，由此，他的内心诞生了对生命和死亡的质疑，以及开始尝试一种特殊的计算方法——在智利，存在的人数和生者与死者的人数是完全对应不上的，“加法始终是问题所在，相加从来是错误做法：如何才能让死尸的数量等于坟墓的数量？如何才能知道有多少人出生，又有多少人苟活？如何才能让数学意义上的死亡与记录在案的死亡保持一致？减去尸体，分解尸体，撕碎尸体，就是这样，运用末世的算术法”。这是小说第一章里菲利佩的态度，更像是一种反讽。无论是泽兰还是波拉尼奥或者是亚历杭德罗·桑布拉与伊莎贝尔·阿连德，所有智利作家都在挖掘同一块智利坟场——皮诺切特军政府独裁时期的历史。在那段历史中，有大量的智利人莫名其妙被暗杀或失踪，人们完全没有自由的生命空间，很多人只是作为活死人而苟活，而那些失踪的人就像是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完全找不到在案记录。这就是菲利佩所说的“末世的算术法”，让那些尸体随着记忆彻底消散，让世界保持外表上的和谐，但同时，这也是获得新生的唯一可能，只有成功分解掉这些尸体、真正面对并消化掉那些黑暗的记忆，人们乃至智利这个国家才会走向新生——而这也暗示着小说结尾菲利佩的感受，“用我死而复生的嗓子，我要尖叫，在我发光时，在我重生时，在我引燃火苗时，我要点燃空气，用我的声音，用我的嗥叫，用我最后的算术法：减一，减一，减一”。

阿莉雅·特拉武科·泽兰（Alia Trabucco Zerán，1983— ），智利当代作家。1983年生于智利圣地亚哥。曾就读于智利大学法律专业，获得纽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以及伦敦大学学院拉丁美洲文学博士学位。

词语的定位法

如果说菲利佩是在活死人的观察视角中，用自己的“末世算术法”重构生命与记忆的定义的话，那么另一个主角人物帕洛玛则是用词语来为具体的存在状况进行定义。《残迹》小说的主要情节交错于两代人之间，三个年轻人菲利佩、帕洛玛以及伊克拉的父母都是曾经的智利武装革命成员，但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消失在了智利。有一天伊克拉的母亲给她带来了电话，告诉她帕洛玛的母亲英格丽德去世了，尽管是死于身体原因，但是在英格丽德的身上无疑存在着那代人尚未被揭露的记忆。于是，三个人首先尝试着找到英格丽德的“生命”，让她归乡。对于本身视角就游荡于生死两界的菲利佩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难以理解的地方，而对英格丽德的女儿帕洛玛来说，她需要重新理解相对空白的母亲的人生经历。

在这个部分，小说作者泽兰做了很精妙的设置。她让帕洛玛从词语的角度来重新诠释人生与历史，但她为这个角色准备的特点是她的西语说得非常糟糕，无法正确掌握西语中“s”和“z”的相关发音，还经常使用错误的词语。不过那些在关键对话中出现的，由于帕洛玛误用而导致词不达意的词语，反而在故事中产生了更加尖锐的效果，就像一把歪歪扭扭的尖刀刺向了意想不到的领域。例如，在谈到母亲英格丽德的后事时，帕洛玛说，自己的母亲死在柏林，但她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安葬在圣地亚哥，也就是说，要先带着母亲的遗骸旅行。此时伊克拉纠正了她，不是旅行，是归乡。但是伊克拉刚要纠正对方的用语，就发现自己很难使用这个词语，“我先陷入沉思：莫非，活着的人可以回返，而只有故去的人，才能归乡”。而“回返”这个词语又出现在这一段对话的前两章，与其相对的词是，帕洛玛说自己母亲生前并不想“回返”智利，伊克拉的母亲听后反问，你们为什么不想“回来”呢。在前后这几个章节的故事里，“回来”“回返”“归乡”这些词语在不同人的口中出现，具有了明晰的不同意味，伊克拉的母亲作为西语的熟练使用者，只是非常日常化地使用了“回来”这个词，它扁平且不具有其他意味；而对不熟悉西语的帕洛玛来说，她使用了更加郑重的“回返”来指代同一种行为，但由于她并不理解“庇护”这个西语词，因此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对母亲来说“回返”或许拥有着一种失败的生命意味；最后，对伊克拉来说，当她试图纠正而要使用“归乡”一词时，却无意中发现了这些词语之间存在的微妙区别。

《残迹》这本小说展现了作者泽兰极为细微的词语洞察力，这本小说的情节推动力甚至并不来自于故事，而是在这些存在着若隐若现关联的词语间形成了具有层次的推动力。小说里伊克拉不仅纠正帕洛玛的用语，也纠正着菲利佩的用语。比如谈及英格丽德的火葬时，菲利佩直接用了“把她烧了”的说法，伊克拉愤怒地纠正他说那叫作“火化”，但在随后的菲利佩视角中，这个词也和他对“活死人”的观察产生了联系，他看到一个个人消失、但又没有完全消失——“雪是会融化的，它没有融化，没有，从天而降的是另一种东西，是灰烬，是灰烬，还是他妈的灰烬，再一次，灰烬从天空掉落”。它似乎又暗示着人的生命并不会那么容易地彻底消失，即使死亡，即使被焚烧，也会留下残余的灰烬。词语和叙事之间的微妙关联是《残迹》这本小说最显著的文学风格，也是最值得阅读的一点。

图/IC photo

没有逃避的方法

运用死者和记忆之间的张力而塑造的小说并不在少数，这类故事大多数都指向了记忆揭晓后的人生和解，然而《残迹》在故事塑造上也并没有如此选择。三个年轻人选择了异常穿越安第斯山脉的公路冒险，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或逃离这一切。三个人想要做的事情完全不同，帕洛玛想要完成母亲安葬在圣地亚哥的遗愿，伊克拉想要摆脱母亲的政治记忆，而菲利佩执着于完成自己疯狂的末世算术法，但他们的终极目的却是一致的：摆脱历史的创伤。这是智利“子辈一代”的文学特征，即不可避免地以上一代的政治创伤为主题，但泽兰又试图让小说里的三个人拥有自己的声音。

故事里的转折点发生在英格丽德的遗体被扣留转移的时候，三个年轻人开始在路上寻找新生。他们开始拥抱自己真正的童年、情欲和爱欲。对于后历史创伤的年轻人能否摆脱父母辈的历史叙事，重新获取自己的生命，泽兰并没有在小说中给出特别乐观的回应，她更像是留下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并面对。作为1983年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的作家，泽兰的父母也是当年的左翼人士，后来被迫流亡。小说中所反映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她自己的人生困境。在旅途中，伊克拉不断丢弃着词语，“我会看到山路上散落着被人丢弃的词语，比如‘监视’”，“因为只有当我清空自己，我才能直面这场旅程”，而菲利佩也意识到在他的末世加减法中，最终不能减去的便是自己的生命。这是一场重新夺回生命的旅程。他们——以及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简单的逃离方式，夺回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让自己失重，避免让自己滑向深渊，无论是伊克拉母亲的叙事还是活死人的存在，他们在路上其实一直用各种方式保持着自己心脏的跳动，这既是抵抗死亡的方式，也是唯一能够帮助人从死亡中走出的方式。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文：宫子；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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