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是不让它脸谱化”

音乐剧《青春之歌》彩排照供图/《青春之歌》剧组

作为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经典，杨沫的《青春之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由甲丁担任总导演兼编剧的音乐剧《青春之歌》将于10月3日至5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迎来首演。这部改编自杨沫同名经典的音乐剧，不仅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4年度资助项目、“大戏看北京”文艺创作孵化平台·创研基地创作项目，更是一次旨在连接几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艺术尝试。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就《青春之歌》的创作，对甲丁进行了专访。

重塑经典讲述“选择”这一命题

将一部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搬上音乐剧舞台绝非易事。谈及创作契机，甲丁的思绪回到了2009年。当时，作为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出品歌剧《青春之歌》的联合编剧，甲丁敏锐地察觉到“《青春之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铺陈，更适合音乐剧的表现”。在他眼中，音乐剧独有的“呼吸感”，能更好地承载原著中澎湃的情感与时代的激荡。

然而，对这一题材的珍惜与敬畏，让他迟迟未敢轻易触碰。在《青春之歌》之前，他通过《新华报童》《恋曲》《我和我的雷锋》三部音乐剧进行了充分的演练与准备。他坦言，“改编剧比自创剧要难得多，既要尊重原著作者的原意，也要把握原著的灵魂。”

在甲丁看来，《青春之歌》历久弥新的核心价值，在于“选择”这一永恒命题。剧中女主角林道静所面临的困境是被迫成婚还是追寻自由，是安逸度日还是投身理想。与当代年轻人面临的选择惊人的相似。甲丁认为，林道静作为“大女主”，同时也是“大女配”，由剧中三个男性角色卢嘉川、余永泽、胡梦安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人生道路，正是通过她的视线去观察、触碰，最终做出自己的抉择。

为了将小说中大量的内心戏转化为舞台上的戏剧张力，甲丁运用了音乐剧特有的艺术手段，尤其是“平行的辅唱”来强调人物内心。“舞台上能够完成蒙太奇的呈现，”他解释道，“内心戏在一个时间里是与多个空间的对应，靠音乐剧这种艺术的手段能够比较好地完成。”这使得抽象的内心挣扎，化为了可听可感的澎湃和声。

尊重人物表现出人性的复杂

如果说“选择”是这部剧的骨架，那么对人物复杂性的深刻挖掘，则是其血肉与灵魂。甲丁在采访中反复提到，创作中“最难的地方是不让它脸谱化”。

这一点在革命者卢嘉川的塑造上尤为突出。在甲丁的笔下，卢嘉川绝非一个符号化的英雄，“他兼有领袖魄力、青年气概和人间烟火气”。他是一个可以在集会上振臂高呼的领袖，也是一个在同林道静讨论书籍时偶现笨拙羞涩的青年；他能倾其所有资助同伴，自己却缺吃少穿，也能在英勇就义前，从容不迫地掬水浇灌新苗。这种“理想主义”与“烟火气”、“坚定如钢”与“内心柔软”的并置，让一个鲜活的共产党人形象跃然台上。

对于余永泽和胡梦安这两位非正面角色，甲丁同样注入了现代视角的解读。余永泽被塑造成一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高学历与世俗老到并非原罪，但其内核的懦弱与自私，最终导致他“安于现实，最后逃避现实”。而反派胡梦安，则被赋予了一丝悲情色彩，“他既要效忠党国，却也对山河的破败不忍目睹”。

“我们表现出了人的复杂性。”甲丁认为，这种对人性多面性的尊重，使得这部经典作品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当代年轻观众能够跨越时代，去理解、甚至共情于剧中每一个角色的挣扎与抉择。

27易其稿追寻戏剧本真力量

甲丁认为，音乐剧市场如今进入了“战国时代”，流量与票房常常成为重要考量，在这种环境下，甲丁展现出一种近乎执拗的艺术坚守。他将自己的创作风格归结为“人格、品格、性格”。

“我的作品一定要有人格，不光是角色的人格，还有我自己的人格，绝对不能媚俗，不能低级趣味。”“品格”也是甲丁所坚守的，即作品中无论正反面的角色，其行为都应有其内在的逻辑与格调。最后是“性格”，“我所有的作品都有我的性格，那就是在简简单单说事儿中，传递自己的‘三观’。”

这种对艺术的敬畏，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对剧本文学性的极致追求上。作为词作家出身的他，对剧本中的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甲丁用了三年时间创作《青春之歌》，写了27稿，反复删改、诵读，确保“一个字都不能让它多余”。

在舞台呈现上，他追求一种“用现实主义构图，完成超现实主义呈现”的美学效果。音乐上，他在《青春之歌》中将古典乐与重金属结合，以套曲的方式创作了24首风格既统一表达，人物个性又分明的歌曲，用音乐完成“写意”，用曲式确立角色的人设；视觉上，则采用放大的、戏剧化的“写真”，如巨大的窗户与牢笼，构建强烈的视觉冲击。谈及为何对艺术如此苛刻，甲丁表示，“许多人生命中的第一次剧场体验，可能将决定其一生的艺术品位。观众肯把生命中的几个小时交给你，要对他们负责和感恩。”

文/本报记者田婉婷

统筹/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