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内鬼”之后，大学校门如何向公众敞开？

9月29日，清华大学发布的一则警示通报引发关注。通报显示，该校近期查处多起校内人员违规报备、违规载客入校的案例，其中两名教职工因参与“黑导”“黄牛”活动牟利，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多名学生也因为校外人员违规报备入校并收取费用受到纪律处分。

清华大学作为国家顶级的公共教育资源，其承载的文化与学术价值本应由全社会共享。然而，当入校参观资格因其稀缺性而被异化为一种可待价而沽的“商品”时，拥有报备权限、校园车证等“特权”的内部人员，便获得了将公共资源变现寻租的可能。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普通公众的正当参观权益，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尤其在当前激烈的教育竞争下，“名校游”被许多家长和机构赋予了“激发考生斗志”的功利色彩。正是这种巨大的、被焦虑所驱动的需求，为“黄牛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涉事者身为大学教职工和学生，本应是校规校纪的模范遵守者，却在利益面前选择突破底线。事实上，清华校园所面临的管理挑战并非个案，而是当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围城之困”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对高等学府的参观热情持续高涨，各大高校普遍面临着开放与管理的巨大压力。如在武汉大学，每年3月，百万游客为了一睹樱花盛开的美景蜂拥而至，由此催生了猖獗的黄牛产业。尽管校方不断升级管理措施，从最初的凭证入内，到后来的网上实名预约和人脸识别，但“黄牛”总能找到可乘之机，高价倒卖名额、伪造证件等乱象屡禁不止，给学校的安保、教学和学生生活带来了巨大困扰。

同样，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热门高校，也都长期受到“黑导”和“黄牛”问题的困扰。尤其疫情之后，多数高校出于安全考虑，收紧了校园管理政策，普遍采取线上预约制，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名额的稀缺性，使得原本半开放的校园变成了需要“抢票”的稀缺资源，无形中为灰色产业的滋生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如何在保障师生安全和教学科研秩序的核心前提下，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实现有序开放，成为摆在所有大学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面对挑战，许多国内外知名大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采用“分区分类”的管理模式。其校园与城市融为一体，公共道路和大部分学院的庭院对公众免费开放，但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核心教学和生活区域则严格限制访客进入。部分热门学院或特定场馆（如国王学院礼拜堂）则实行售票参观，用市场化手段调节客流，并将收入用于文物保护和学校运营，实现了开放性与秩序性的统一。国内如浙江大学曾尝试通过刷身份证入校的方式，简化访客流程，提升体验。

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的“堵”或“放”，而在于建立科学、人性化的管理机制。高校应该在技术升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适度增加开放名额，提升参观体验质量，开发线上资源分流需求。而社会公众尤其是考生家长应认识到大学参观的真正价值，在于文化熏陶而非功利打卡。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大学校园真正成为全社会共享的精神家园，而不至于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文｜吕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