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整整拖了二十五年的冤案。今年9月28日,最高法公开宣判强奸、故意杀人案原审被告人:车超、李勇、谢广英——无罪。
故事要从2000年的一月说起。安徽涡阳,一名16岁的少女被害。
警方在巨大破案压力之下,很快锁定了同村的四个年轻人:车超、李勇、荆献柱和车雪峰。理由并不复杂——他们没有不在场证明。
2001年一审判决,两人被判死刑,两人无期徒刑。车超的母亲谢广英,坚持为儿子作证,结果反被指控伪证入狱。
那冤在哪?
首先是口供。所谓的供述,实际上是车轮战审讯硬逼出来的。四个年轻人身上都有伤痕,但司法机关却宣称没有刑讯逼供。
其次是足迹鉴定。按照被告的申诉,现场北侧脚印长约28.5到29.5厘米,相当于47码以上的鞋,而车超平时只穿39码。可法院仍认定足迹鉴定有效,认为鞋码差异“不矛盾”。
换句话说,当年的定案,主要就是靠一份有问题的口供和一份存疑的足迹鉴定。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客观物证能将四名被告与案发现场直接联系起来。
但在2000年的背景下,检方并没有真正的科学手段去寻找真凶。
那时候国内DNA检测刚刚起步,面对陈旧衣物和混合痕迹,很难检出有价值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全国DNA数据库尚未建成,即便当时测出了陌生人的DNA,也无刑事犯罪比对功能。于是,在口供至上的侦办模式下,冤案一步步坐实。
2004年终审之后,家属的申诉持续了整整十七年。他们写下的申诉材料能装满一辆五菱车,却一次次被地方法院以“原证据已质证”为由驳回。
转机终于出现在2018年。
最高检依职权成立专案组,将此案列入重点申诉复查名单。与地方层级不同,最高检直接调用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和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的国家级资源,重新启动DNA复查。
2021 年,最高检复查时对被害人遗留物重新进行了 DNA 检测。结果显示,检出的 DNA 与另一名男性嫌疑人基因信息相符,并彻底排除了车超等四被告与案发现场生物痕迹的关联。
这一新证据成为案件反转的关键支点。
那些当年侦办案件的人,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四个年轻人并非真凶。
可他们仍然把冤案当成铁案去办,我的推断: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破案率就是政绩,只要能找个人“顶上”,案子就能结,领导有交代,自己有升迁。
至于真凶是谁,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他们心里清楚,只要口供一旦坐实,法院照样会判,往后也鲜有人再去翻旧账。换句话说,他们明知无辜,却选择牺牲别人的人生来填补自己的仕途。
二十五年过去,当年的冤案制造者,不少已身居高位。愿天下冤案皆得昭雪,也愿制造冤案的人必受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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