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另一面：圣人之道只用来教育别人，纵欲荒唐才是本色

说起古代读书人，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温文尔雅、满口仁义道德的形象。

他们捧着儒家经典，张口闭口讲礼法、谈节操，要求天下人尤其是女人必须守规矩、讲贞洁。

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这帮人自己的生活又过得如何？当他们用最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时，背地里又在做些什么勾当？

汉末有个人叫孔融，从小就是道德模范。

四岁那年分梨，他主动把大的让给哥哥，自己拿最小的，这故事传了两千年。

家长们用来教育孩子要懂礼貌、守规矩。

长大后的孔融当了官，整天拿孝道说事。

有次他手下一个官员父亲去世，哭的时候声音不够悲痛，孔融觉得这是不孝，直接把人给杀了。

一个人哭得悲不悲伤也能成为判死刑的理由，这份狠劲让人胆寒。

孔融对别人要求极其严格，对自己可就是另一套标准了。

他私下里说父母生孩子，不过是父亲满足性欲的结果，母亲就像个容器，生下来之后彼此不欠什么。

这话传到曹操耳朵里，曹操本来就看他不顺眼，立刻抓住把柄，给他扣了个"败伦坏礼"的罪名。

孔融最后被杀，死在自己最爱挂在嘴边的那套道德规矩上。

这个故事透着讽刺。

一个从小被当成礼法典范的人，长大后用礼法杀人，自己却根本不信那套东西。

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是两码事，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用那套说辞去约束别人、惩罚别人。

北宋有个词人叫柳永，散文和正经诗歌写得端庄大气，充满正能量。

可他写的词就完全变了个样，尽是些男欢女爱、花街柳巷的场景，描写极其露骨。

他在青楼混得如鱼得水，跟歌女们打得火热，把那些风月场上的事写进词里，传遍大街小巷。

读书人的生活本该清苦，实际上很多人都像柳永这样。

白天在朝堂上正襟危坐，晚上就往烟花之地钻。

他们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这叫体验民间疾苦，了解社会百态。

写出来的东西确实好看，老百姓也爱看，但说到底就是双重标准。

要求别人的时候是一套，自己享乐的时候又是另一套。

柳永这类人起码还算坦荡，至少没在作品里藏着掖着。

后来那些道学先生就更虚伪了，表面上把那套礼教说得比什么都重要，背地里干的事比谁都过分。

北宋打仗不行，国土一点点丢，皇帝和大臣在敌人面前抬不起头。

这种憋屈的感觉得找地方发泄，于是整个社会开始往保守的方向走。

读书人觉得国家衰弱是因为人心不古、风气太开放，必须用更严格的规矩把人管起来。

这个时期出了几个理学的创始人。

邵雍搞卦象研究，周敦颐用"无极"来解释宇宙，张载提出"气"的理论，喊出"为天地立心"的口号。

这些人的理论越来越玄乎，核心思想就是人得克制自己，不能随便享受。

程颢和程颐两兄弟把这套理论推到了新高度。

他们说天地间有个"理"，这个"理"是最高准则，所有人都得服从。

人的欲望是邪恶的，必须压制下去，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听起来挺有道理，可问题在于，什么算天理？什么算人欲？解释权全在他们这些读书人手里。

吃饭睡觉是人欲吗？穿暖和点是人欲吗？按照他们的说法，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其他想法都是欲望。

但这套标准从来不用在自己身上，专门用来要求别人，尤其是女人。

女人不能出门，不能打扮，丈夫死了得守节，最好跟着殉葬。

读书人自己呢？照样吃好的穿好的，娶几房妾都算少的。

南宋有个叫朱熹的，是程氏兄弟的再传弟子。

他师父是杨时，杨时的师父是程颐。

朱熹把"灭人欲"这套理论发展到了极端，写了一大堆书来论证人的欲望有多可怕。

他说美食不能吃，好听的音乐不能听，钱不能爱，美女更不能碰。

人活着就得像块石头，没有任何感情和欲求。

朱熹自己做到了吗？完全相反。

他看上一个尼姑，想尽办法把人弄到家里做妾。

这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因为尼姑已经出家，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他自己宣扬的那套道德准则。

他家里还有个更大的丑闻：儿媳妇守寡期间怀孕了。

这种事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丑闻，何况朱熹天天教导别人女人要守贞。

有人看不下去，把这些事捅出来，向朝廷弹劾他。

证据摆在面前，朱熹不得不承认。

但他的态度很微妙，没说自己做错了什么，只是说这些是私人小事，不影响他的学问。

这种厚脸皮的程度让人叹为观止。

更可笑的是，朝廷最后也没怎么处罚他，因为那些当官的自己也不干净，谁也别说谁。

朱熹留下的那些书成了后世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元朝把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定为唯一正确的解读，读书人想当官就得背他的东西。

明清两朝把这套规矩继续发扬光大，越来越严格。

女人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了常见的教条。

多少女人因为这句话被逼死，而说这话的男人转头就去寻花问柳。

宋朝以后的读书人特别爱编书，教女人怎么做人。

《列女传》之类的东西一本接一本，里面尽是些女人为了守节自杀的故事。

丈夫死了要殉葬，被侮辱了要自尽，甚至为了避嫌不能和男人说话。

这些故事被当成榜样四处宣传，小女孩从小就被灌输这些观念。

编书的人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家里三妻四妾，夜夜笙歌。

正妻管家务，小妾负责陪睡，丫鬟伺候日常起居。

有钱的文人能养十几个女人，没钱的也想方设法弄几个。

他们觉得这理所当然，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女人给他们生孩子、伺候他们的生活，却不能有任何怨言，不能表现出嫉妒，这叫"妇德"。

更过分的是，他们还会把这种双重标准写进书里理论化。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因为男人要传宗接代，这是天经地义。

女人必须从一而终，因为女人要守贞洁，这是做人根本。

同样是人，男人的欲望就是正常需求，女人的想法就是不守妇道。

这套逻辑站不住脚，但没人敢质疑，因为掌握话语权的都是男人。

鲁迅看透了这种虚伪，他说这些人编出来的故事根本救不了国家，只是用来粉饰太平、麻痹自己。

把几个烈女拿出来表扬一番，好像社会风气就好了，天下就太平了。

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该腐败的继续腐败，该堕落的继续堕落。

儒学本来不是这样的。

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了官方意识形态。

但早期的儒学讲的是仁义礼智信，是怎么做个好人、怎么治理国家。

后来加进去的"三纲五常"开始变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本来是讲尊重和责任，变成了单方面的服从和压迫。

到了宋朝理学兴起，整套系统彻底扭曲了。

读书人把儒学改造成了控制工具，专门用来约束别人。

他们自己不遵守那些规矩，却要求所有人照做。

老百姓稍微表现出点人之常情，就是违背圣人之道。

女人想改嫁是不贞，男人想换老婆就是正常需求。

穷人没饭吃去偷窃是犯罪，官员贪污受贿却可以找各种理由开脱。

这种双重标准维持了几百年。

读书人掌握着科举考试，掌握着官职任命，掌握着社会话语权。

他们说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对的。

老百姓没有反驳的余地，只能照着做。

女人的处境最惨，被这套规矩压得喘不过气。

守寡不能改嫁，出门要有人陪，和男人说话都可能被指责。

无数女人为了所谓的名节丢了性命，而制定规则的男人在青楼里喝酒作乐。

这种虚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阶层的通病。

读书人需要用道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们不像武将有兵权，不像商人有钱财，唯一的资本就是学问和道德。

所以必须把道德说得无比重要，把自己打造成道德的化身。

只有这样，才能让皇帝重视，让百姓尊敬。

可道德这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真按照那些标准生活，得过苦行僧一样的日子。

读书人也是人，也想吃好的穿好的，也有七情六欲。

怎么办？就把道德分成两套，一套用来说教，一套用来生活。

对外宣称的是严格标准，实际执行的是另一回事。

这种操作能成功，因为掌握解释权的是他们自己。

什么行为符合道德，什么行为不符合，全看他们怎么说。

自己的行为总能找到理由开脱，别人的行为很容易被定罪。

男人纳妾是为了传宗接代，女人改嫁就是水性杨花。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做就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皇帝也需要这套系统。

君主专制需要臣民绝对服从，儒家的三纲正好提供了理论基础。

读书人帮皇帝维护统治，皇帝给读书人官位和特权。

两方各取所需，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同盟。

老百姓和女人成了这个体系的牺牲品，被压在最底层动弹不得。

明清时期这套系统发展到了顶峰。

皇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思想控制也达到了极致。

读书人连一点真实想法都不敢表达，只能在那些经典里寻章摘句。

科举考试变成了八股文比赛，看谁能把那些陈词滥调写得更漂亮。

读书人的脑子被固定在那几本书上，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全被磨掉了。

读书人用圣人之道包装自己，把道德教条强加给别人，自己却过着最不道德的生活。

这种虚伪延续了上千年，害了无数人。

孔融用孝道杀人却不认父母，朱熹讲灭人欲却纳尼姑为妾，无数文人编书教化女人守节自己却妻妾成群。

他们嘴里的仁义道德从

来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是用来控制别人、维护特权的工具。

这种双重标准下，最大的受害者是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和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