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炎黄文献的等次性问题‖田华

炎黄文献的等次性问题

田 华

徐旭生在处理传说时代的文献时,首次以“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作为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方法。所谓“原始性”,是指狭义历史研究中,史料来源的原始性,即原始史料,或第一手资料;其实,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的“原始性”是相对的,“因为一有原始的史料,那就进入狭义历史时代。”所谓“等次性”,就是按照文献写定的时代,评定其价值。一般情况下,“一件史实一经用文字记录下来,可以说已经固定化,此后受时间变化影响就比口耳相传的史实小得多。”(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于是,文献写定的时间越晚,越容易失真。炎帝、黄帝,是我国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关于他们的史事,大都是通过口耳相传至今;而著之于简册的炎黄古典文献,作为炎黄学的立论依据,大概包括典籍、碑刻、诗词三种(李俊、王震中主编《炎黄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21年),其写定时间自西周时期的《逸周书》至明清炎黄功德祭文碑,跨越2000多年,确有明显的“等次性”。不过,炎黄学对于文献记载的炎黄传说(史事),不仅要小心“洗刷掉它的神话外壳,找出可信的历史核心”,还要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努力发现这些传说是为何、如何保存至今的。因此,对炎黄学而言,即使是魏晋以后的“第三等资料”,与“原始性”的第一等资料具有同等价值。

一

炎黄学研究所用最为原始的资料,即第一等资料,为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古典文献。《逸周书》《周易》《左传》《国语》等经书,《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史地书,《孟子》《庄子》《管子》《孙子》《文字》《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书,均记载有炎黄事迹。其中,《逸周书》《周易》《左传》《国语》《世本》《山海经》《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同时记载有黄帝(轩辕)和炎帝(神农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仅记有黄帝;《孟子》仅记有神农氏。如《国语·晋语四》记曰:“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所记为炎黄出生地和姓氏来源。《逸周书·尝麦解》记有“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所言为中华文明史上第一场统一战争“涿鹿之战”。《世本·作篇》记黄帝“见百物始穿井”,“乐名咸池”,“造火食旃冕”等物质创造。《世本·作篇》还记有“神农作琴”,“神农和药济人”等发明创造活动。《商君书·画策》记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兵甲不起而王”,描述的是神农之世的社会面貌。

综合观察,先秦时期的炎黄文献,因其写定时间与炎黄时代最近,成为炎黄学研究的第一等资料,所记内容主要是炎黄出生与迁徙、炎黄发明创造、炎黄与蚩尤战争三种史事,或以神话、传说,或以长诗、童话等广义的“民间传说”进入文献,所涉地域,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甘肃、湖南、湖北、四川、浙江、山东、云南、贵州、重庆13省、市(贾芝主编《炎黄汇典·民间传说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如此分散于各地的先秦文献,所记内容不约而同地出现炎黄史事,证明炎黄实有其人,确有其事,非神话人物或好事者的杜撰。而进入文献炎黄史事,都是零星的,不系统的“零金碎玉”,“有时候不靠前项资料就很难知道把它向那里安插”(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如大家都引用《国语·晋语四》所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说明炎黄出生地、生长地,姓氏来源等;其实这段话的真实背景或本意是,司空季子(一名胥臣)以炎黄“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的典故,劝说公子重耳放弃辞退怀嬴(秦穆公之女)的想法,续结秦晋之好。《周易·系辞下》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句话的本意是说,神农氏创造耒耜,大概是取象于《益》卦之木体入而下动特征;黄帝让人穿着长垂的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象于《乾》卦和《坤》卦上衣下裳的特征,重点是后者,是卦辞。恰恰因为次等文献的不系统和零散性,说明还没有经过后人的整理和综合,更多地保存了古史传说的原貌,也才有资格称为炎黄文献的第一等资料。

二

相对于先秦典籍关于炎黄“零金碎玉”式的描述和记载,秦汉时期典籍,如《史记》《汉书》正史,《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地方史著述,《新语》《新书》《尚书大传》《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太平经》《风俗通义》等诸子书,《神农书》《黄帝阴符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龙首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医书》等“托名言论”及“托名医术”,以及《列仙传》《纬书集成》等神仙书和谶纬书等,对炎黄史事的记载已趋于系统化和形象化。炎黄史事的系统化,莫过于司马迁通过搜集、整理《春秋》《国语》及《大戴礼记》收录之《五帝德》和《帝系姓》,撰成的《史记》首篇《五帝本纪》。据《五帝本纪第一》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不仅把黄帝取代神农氏之经过及其功业记录得清清楚楚,还记载了“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之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五帝”传序叙述得明明白白,成为日后历代正史叙事范例。

通过搜集、整理,系统化之后的炎黄文献所见之炎黄形象,还有多元化趋势。《史记》《汉书》及儒家经典所见的炎黄多为人格化的炎黄,具有人的品性;炎黄形象往往被描述为远古圣王、华夏始祖、人文初祖等。如《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为聪明。”《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孔子认为黄帝是人,他生前身后影响百姓三百年,并不是活了三百年。另据《尸子》记载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孔子解释说黄帝不是长四张面孔,而是派四位能人,代表他治理四方。神仙书、谶纬书和道家文献等,常把炎黄形象神格化,如皇天上帝、五方帝、太阳神、道教神仙等。如《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黄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其实也有对黄帝的神化;《汉书·郊祀志》云:“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而汉代之前“天神”是“黄帝”的别称。秦汉文献对黄帝形象的系统化、多元化,意味着“每多经过一次手,就多经过一次损益增删”,与“原始性”资料相比,更是“进一步地失真”,在此意义上,秦汉时期的炎黄文献被称为第二等资料。

三

按照徐旭生所论传说时代历史研究“史料原始性的等次性”,魏晋南北朝以后“新综合的材料”,属于逐渐失真的第三等材料。由于炎黄学所使用的炎黄文献,与炎黄遗存、炎黄传说一样,都是炎黄记忆的重要载体(尹全海《炎黄学叙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诸如《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宋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之20部正史,《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明一统志》等地方之书和地理书,《古今注》《抱朴子》《神仙传》《搜神记》《拾遗记》《述异记》《列子》《鹖冠子》《孔子家语》等诸子书,《帝王世纪》《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路史》《绎史》《稽古录》等典籍,以及《元和姓纂》《轩辕黄帝传》《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四字鉴略》《幼学琼林》等姓氏书、蒙学书,对炎黄事迹持续不断地记载,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历史的真实;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成为共识,就炎黄认同而言不存在失真问题。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里,自司马迁《史记》构建起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汉书》沿袭之。魏晋以后凡是建立政权的民族,均以炎黄子孙自称,并通过历代正史把自己和炎黄联系在一起,如慕容鲜卑自认为黄帝之苗裔,《晋书·慕容廆》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八《载记第八·慕容廆》,中华书局2012年)鲜卑族的拓跋氏也认为自己是黄帝后人,《北史·魏本纪》记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少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李延寿《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中华书局2013年)契丹人则自称为炎帝之后,《辽史·本纪第二》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黄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署,刻木为契,穴地为牢。”(元脱脱《辽史》卷二《本纪第二·赞》,中华书局2013年)西晋皇普谧《帝王世纪》更是为炎黄撰写了一份相当完整的“履历表”。此等文献虽与炎黄时代相去甚远,历经后世反复综合与系统化,其间不断添加的时代痕迹,不仅固化了作为人文初祖、华夏始祖的炎黄形象(李俊、王震中主编《炎黄学概论》),还回答了炎黄文化是如何传承至今的。因此,在文化认同意义上,魏晋以后的炎黄资料与第一等资料,具有同样的价值。

依据资料写定年代划分资料等次,至今仍然是传说时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需要学界关注的是,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简帛佚籍的新发现,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史学的影响,尤其对学术史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自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传说时代历史研究资料“原始性的等次性”或因此需重新划定;另一方面,炎黄学是炎黄文化的学科化成果,炎黄学既关注具体史事,更强调文化意识,一定程度上不接受炎黄文献“原始性的等次性”限制。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9月20日第11版

作者:田 华(信阳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炎黄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