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到赤贫有多远？一步之遥，揭秘近代天津的“社会下层”

贫困的边缘

我们的研究至此已经描述那些每个人都有工作和至少有一名成员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不过，那些没人有固定工作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是临时工或失业者，他们的物质生活情景与那些较幸运的工人阶级大不相同。

挣扎在生存边缘的是天津的穷人。他们的吃、穿、住全要靠自己解决，他们的生存方式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工人不同。不过，他们的经历对弄清天津工人阶级是至关重要的，天津工人经常因为工厂倒闭、生病等而不幸落入穷人的队伍。与此同时，天津的穷人，不管是破落的工人还是从农村新来的难民，总是企图向上跻身工人阶级的队伍。这个巨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无疑让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也形成了很少有人有稳定工作的职业结构。这种社会下层的生活也会不时地出现在前面描述的许多工人的身上。

沦入下层之路

季节性或经济性波动导致的“失业”人员，是天津社会下层的第一个来源。在政府调查中，“失业”一词通常是指那些不久前还被雇佣，现在走上了这条路的人。对这个人群数量的估计，因每次的调查及其时期的不同而不同，1928年占男性人口的16.2%，1933年占城市总人口的40%。最准确的估计是当某个行业陷入困境时，在短期内产生的大量失业人员。1935年，社会局估计天津有１万人失业，其中4000人是因为两家大纱厂关闭而被归入这一类的。1937年，据说有大量地毯工人和印染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到1941年，占领当局估计有将近１.７万名男工和1500名女工失业。战后时期，失业人数与其他统计数字一样急剧地增长，到1946年初增加到２３万人。1946年的另外两项调查显示，有将近１０万产业工人仍然失业，找到的工作也是诸如三轮车夫、小贩或其他流动性的临时工这一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20年中，失业一直被市政当局看成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

天津社会下层的第二个来源是农村，即1949年前的30年中几次大的和无数次小规模的涌入天津的难民潮。20世纪20年代，为了逃避内战、饥荒、洪水和干旱，大批农民几次涌入天津。1920年秋，上述这些因素的同时存在，造成超过３万人来天津避难。一位外国观察者这样写道：

在一次次饥荒的打击下，农民逃离他们的农田，田里什么也没剩，甚至连树叶和树皮也因为他们饥饿难耐而被吃光了。他们带着最后一个铜板来到天津……许多人为了凑足火车路费卖掉了他们仅剩的牲口，而那些更不幸的人为了买火车票不惜典当衣服或卖掉孩子，然后纷纷涌入这座城市。现在，城市的边缘建起了一个难民营，两万多难民住在他们用稻草和泥巴搭盖的类似房子的地穴里。

市政当局和教会组织争相前往为这些难民发放食物、衣服，并提供医疗服务，但是这样的赈济仍无法满足需要，大量难民每天涌出难民营在天津街上乞讨。市政府担心，如果难民人数得不到控制，他们谁也得不到足够的救助，无奈之下他们环绕难民营建起了一道土墙和壕沟。

1920年的难民潮之后，从20年代到30年代，难民潮一浪接一浪。爱泼斯坦忆起他童年时的天津：“难民来了，他们会在晚上死在街头。如果冬天刮起来大风，他们就会挤在门洞里，早上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死了。”在冬天活下来的人中，有的会回到乡下去，有的留在天津，加入永久性的社会下层行列。

1939年8月，暴雨引发了一场大洪水，堤坝溃决，90%的天津人变成了自己家乡的难民。大水不仅淹没了天津，还在河北淹死了3000人，造成60万人无家可归。尽管天津本身也遭受灾害，难民还是涌入天津，而且第二年春天的情况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明智的：由于春天无法播种庄稼，河北农村大约有300万人面临饥荒。比较而言，天津下层的生活风险肯定更小些。不过，最大的一次难民潮是在1949年前的解放战争时期，难民先是从河北农村，后来又从东北流入天津。到1948年年中，难民人数据称达到了10万人。

天津社会下层的第三个来源是妇女。1928—1929年，市政府对由市政当局设立的妇女救济院收容的50名贫困妇女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是小妾、被婆婆虐待的童养媳、遭到妓院老板残酷对待的妓女或生活状况无法忍受的女仆。总之，她们要么是本来应该为她们提供保护的家庭制度的受害者，要么是无法找到工作走投无路的难民。这些情况特殊的妇女被妇女协会、警察局或地方法院交给了救济院。就任何一类引起市政当局关注的人而言，无疑还会有另外许多人靠收入微薄的职业勉强度日或不幸死去。

天津社会下层的第四个来源是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和身体残疾的人。一些残疾人可以自己开辟谋生之路。例如，1936年900名盲人乐师和算命先生向市政府请愿，要求限制无线电播放音乐的时间，因为摆放在商店橱窗里的无线电收音机的广播音量太大掩盖了他们的音乐，减少了他们的收入。不过，多数的残疾人是社会下层永久成员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数在政府有关穷人的调查中显得非常突出。

尽管政府官员勇敢地试图估算出此类社会下层的人数，但还是有许多迹象表明，此类社会下层仍有大量的人没有被包括在人口统计中。难民显然被统计到另一个类别中。即使忽略这些数字，数目还是相当惊人的。1929—1930年的一项调查，包括残疾人、太老和太小而无法工作的人、没有人赡养的孤寡，以及家里只有一个人工作且收入无法养活全家的家庭，得出的数字在95 000人以上。1947年，这个数字估计为82 633人。尽管天津的每个区都能找到贫民窟，但是许多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些贫困邻居的生活状况——事实上这样的发现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令他们感到震惊。至少有一位新闻记者被他在一个区的发现震撼，以至于甚至没有勇气跟将他拉回城里的人力车夫讲价钱。

社会下层的日常生活

天津的穷人并不总是处在失业状态，但是他们能够找到的职业，即使以天津的标准来看，收入也是非常低的。例如，1935年，几个“铁道外”地区（当地人称“人间地狱”）幸运的居民在当地一家用草制作手纸的工厂上班。就是这样一个每天工钱只有20到30个铜板的工作也很难找到。常见的职业是拉车、打散工、拾毛烂、小贩、家庭纺纱织布、乞丐和扒手。一天傍晚，一个政府代表团参观了土房子贫民区，发现当时“是下午四点，正是快要到讨晚饭的时节，所以有不少女人和小孩，都手里提着堆满污垢的小桶，准备出发”。然而，经常被调查者谈到的这些贫民区的特征，是许多身强体壮的人待在家中。一位天真的访客报道了1935年发生的一件事：

在另一个小屋里，我们发现两个壮丁躺在用砖铺在四周用草铺在中心的特别床位里，一位见了我们，便坐起来，直着没有光彩的眼看着我们，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出外做工，他说：“哪里有工做？！”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们要作工没有工作，讨饭又因为年轻没人给。真是只好饿死了！”说完后便又躺下。

穷人与比他们更幸运一些的工人阶级兄弟姐妹们最明显的差距就是住所。工人们住砖砌白灰房，或者是土坯屋，社会下层则住窝铺——一种由木头支起框架，上面抹上泥和草的棚屋，或者是苇席搭盖的摇摇欲坠的棚子。困扰工人阶级的住房潮湿和漏雨问题在这里显得更加严重。尽管如此，许多窝铺仍然也有房东——不过，他们不是每月收一次房租，而是按天收，那些超过五天没有交房租的人会被赶走。为了减轻负担，有时两家人共租一间房。

1947年，一位好奇的记者在西广开地区发现了一片建在坟地上的窝铺。由于该地区也属于咸水沼泽地，地下水位不断变化，许多棺材都暴露在外面，有的在水里，有的在泥中。胆大的穷人用这些棺材做他们窝铺的支架或做地基。漫步过这片地区，这位记者来到“一个臭水坑的岸上”，他发现一口棺材“里面铺的是烂草和烂纸，能坐能躺不能立，是一个跛腿的乞丐住着”。这位不幸的房客因为付不起租金被赶出了他的窝铺；他剩下的财物只有一块破麻布片和一个粗陋的饭碗，在他出去乞讨时就放在这口棺材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他很放心，住宅连门窗也不需要，”这位记者沉思着写道，“住这样的房子却有一样好，塌了房砸不死人。”他补充说，假如政府此时宣布任何搬走这些棺材的人都可以拥有它们，那么不出一个小时这些棺材就会消失。

窝铺里的陈设与它们的外表一样简陋。窝铺里很少有炕；家具就是铺在地上的草形成的一张床，用烟草口袋包裹的半块砖就是枕头。饭是在地上的一个坑上做的，因为多数的居民买不起炉子；燃料是孩子们捡回的碎木块和废弃的煤渣。一些人家用野菜来补充玉米面和高粱面的不足；另外一些人则捡拾被人丢弃的白菜叶子、老了的萝卜或被人丢弃在河边的腐烂的猪肉肠。

和他们吃的食物一样，穷人们穿的衣服也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1935年，在河北的一个贫民区中，多数居民只有一套衣服，冬天他们用棉絮填塞在衣服里御寒。在这一贫民区71个被调查的家庭中，没有一户报告在衣服上有任何支出。

这些贫民区的公共卫生状况甚至比已经描述的还要糟糕。一处贫民窟正好位于城市垃圾场的旁边，善于创造的居民试图将他们糟糕的居住地变成一个意外的有利之处，在那里养猪以补贴生活。在另一个区，有一片排水不好的洼地，人们便养起了鸭子。在西头地区，一位调查者走访了1400多户家庭，发现每一户都有一位病人；居民们以为他是来发放救济品的，当他走到他们门前时，纷纷撩起草编或棉布的门帘，大声说出他们贫困的性质——鳏寡、孤儿、疾病。

穷人一旦病了，他（或她）的生命常常受到威胁，因为这些人没有钱看病或抓药。1935年，某贫民区45个不久前生病的人中，38人试图自己治疗，只有1个人痊愈。所谓“治疗”常常包括用宝贵的铜板去买香，在“李爷”（天津附近静海县的一位神）或“孙奶奶”（一位据称有神奇治病能力的巫婆）神像前点燃，即上香。

在下层人住的地区，没有娱乐场所或妓院（一位记者评论说：“他们穷苦得要死……他们怎么想到这些。”）。即使这些地区有公立学校，他们也不会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而是让他们去捡煤渣或垃圾。连那里的甲长都是文盲。在这样的地区，女孩仍被看成“赔钱货”，因为她不大可能为家里赚到足够的收入以弥补她所吃掉的食物。

天津下层的极度贫困常常引起公共和私人慈善组织的关注。除了那些由市政府管理的，多数慈善机构的资金来自富有的名人和商人的捐赠。这些慈善组织有的专门救助妇女和已经戒毒的吸毒成瘾者，有的帮助遭受灾害的病人，或在冬天向贫困者发放衣服和热粥。虽然他们的努力值得赞扬，他们无疑使许多家庭不至死于饥饿而得以幸存，但是他们对整个社会下层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手工工人与工厂工人有着相似的来源以及职业模式和收入。两者与临时工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他们能够利用社会关系找到稳定的工作。多变和流动性是这三种工人的共同特征。他们的物质生活同样很不稳定。而且，他们与那些因缺乏社会关系而无法找到任何工作的极贫的天津穷人保持着一种令人不安的亲近性。在奋力找到和保住一份工作的同时，下层阶级对生活的感受一定犹如巨大的阴影不时显现在天津工人的脑海里。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