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捐了半个故宫，晚年病重却住不起单间病房

1982年2月27日，有人在北大医院门口大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这事引起不少人围观，医院里的人才知道，就在昨天，有个文人在这里去世，他叫张伯驹。

1982年2月初，张伯驹感冒，接着又是长久的高烧不退，无奈之下被送进了北大医院。

当时，他住的是八人间，病房已经住满了，其他人情况比他还严重。

夫人潘素担心丈夫感染得更厉害，遂向医院申请，想要换个单人间，或者双人间的也行。

院方只撂下一句话，“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就走了。

两天后，病房里的一个人病死了，张伯驹像是继承了他的病体，情况愈发严重。

潘素再次向医院申请，这次甚至可以说是请求，然而院方态度坚决，说张伯驹不够格。

再过两天，又死了一个，张伯驹的申请依旧没有被批下来。

托院方的福，张伯驹从感冒耗到了肺炎，离自己的终点站近了一大步。

远在台湾的张大千，得知张伯驹生病住院，托孙子张晓鹰一定要代他来看望张伯驹，还要他们合影寄给他检查。

张伯驹真的不够格换病房吗？

等等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先讲讲张伯驹这个“怪人”。

张伯驹是父母眼里妥妥的“败家子”，他父亲曾就职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让他子承父业，他不干，整天只爱捣鼓字画，家里的钱差不多都被他拿去赎藏品了。

别人30而立，张伯驹30岁说：“我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31岁开始学京剧”。

当时人称张伯驹有三痴：一、鉴定古文物字画；二、写诗词作画；三、对戏剧的爱好。

嗯，全是“不务正业”的爱好。

后来还是母亲软磨硬泡，张伯驹才不情不愿去银行上班。

1941年，张伯驹如往常一样去上班，人还没走进银行，就被一群绑匪劫走了。

绑匪要钱不要人，开口就要200根金条，一时间上哪儿凑这么多钱？

潘素请求先跟张伯驹见一面，可刚一见面，张伯驹就警告夫人：

“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可家里的钱，全被张伯驹拿去收藏书画了，要是不动那些东西，又要到哪里凑钱？

潘素拿不出钱，绑匪又只想要钱，双方就这么耗，张伯驹被关了8个月，最后还是绑匪先妥协：“7天若拿不出40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后来潘素四处托人找关系，才让张伯驹虎口脱险，全须全尾没花一分钱从绑匪手里逃脱。

50年代初，琉璃厂一商家想要转卖隋朝著名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出价800两黄金。

当时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摆明了最后只能花落外国人，国内哪有人买得起？

张伯驹听说后，急得不得了，他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国宝流落国外，他想留住它，也必须留住它。

留？靠什么留？张伯驹家里连给他赎身的钱都没有，何来多余的钱给他买《游春图》？

买不了就卖！

张伯驹忍痛卖掉北京弓弦胡同的房子（李莲英大宅），换得220两黄金，潘素也当掉了一部分首饰，凑多20两，夫妻俩齐心协力，这才把宝贝买了回来。

对此，身为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曾说：“这些事，他家中说他是个败家子，反对他这样做，而我就不惜一切来支持他。”

这幅画到张伯驹的手没多久，1952年郑振铎来找他说，如此国宝由国家保管更好，要求张伯驹让给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应允，直接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还多捐了几幅名画。

女儿张传彩曾向大家展示了父亲1956年收到的“褒奖状”，上面写着：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其书写及签发者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

《平复帖》

其中的《平复帖》经手了好多人，几乎每个人都在上面留下了痕迹。

唯独到了张伯驹，既原封不动，又不占为己有，直接捐了，倒贴了一大笔银子。

文化部为此奖励了张伯驹夫妇3万元，刚开始张伯驹坚决不受，觉得违背了初心，郑振铎极力劝说，两人这才收下。

此后，张伯驹陆陆续续又捐了不少，有人保守估计，他捐了得有半个故宫。

捐文物不够，连他在西安的“秦陇实业公司”也无偿捐给了国家。

公司代表曾告知公司的盈利情况，委婉地劝他三思，张伯驹听都没听，他根本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轻飘飘的一句话，一个公司在他嘴里如同几块钱的重量。

张伯驹经常教育孩子：“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如此视金钱如粪土，已经让人难以想象了，他的“不必斤斤计较”到，更令人望尘莫及。

风雨岁月里，张伯驹和夫人该干嘛干嘛，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女儿张传彩着急从西安赶回去看二老，结果发现父亲照旧看书、写词、下棋，母亲也没什么反应，反倒显得她小题大做了。

雨后见彩虹，之前那些落井下石的人，纷纷跑来向张伯驹道歉，他又是那样的气定神闲，说：

“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以大见小，巧妙地把焦点引到自己身上，情商高到没边。

虽然很多人都说，张伯驹性子冷，很难接近，拿钱找他办事，他就动动手指头的事，也不愿意帮。

但正因为他不谄媚、不讨好任何人的性格，也让人相处起来觉得特别自在。

红学家周汝昌去张伯驹家，跟去图书馆没什么差别，他回忆说：

“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了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走，那个摆脱俗念，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一丝没有那个看不起人，说几句狂话，摆几副狂态，我就从来没见过。

那个人那个气质、气味，那个温文尔雅，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连吃苦都是静悄悄的。

黄永玉回忆自己见到张伯驹的最后一面，他和妻子孩子在西郊莫斯科餐厅吃饭。

突然看见张伯驹来了，一个人坐在角落，点了一盆红菜汤一盆、四片面包，外有一小碟果酱、两小块黄油。

张伯驹吃得很慢，只动了那盆红菜汤，剩下的四片面包，他一片片慢慢抹上果酱、黄油，再用小手巾包好，放入口袋中。

黄永玉望着那道豆点儿大的背影，久久挪不开眼……

（黄永玉画的张伯驹）

那样的张伯驹，与四年前在莫斯科餐厅过80大寿的他，判若两人。

对于自己的寿辰，张伯驹很重视，不仅手写邀请卡，外孙女楼明竹回忆：

“那天一清早，姥爷自己在面颊上抹上肥皂泡沫，用舌头在嘴里转圈，顶出长胡须的地方，用刮胡刀动作缓慢地刮干净了自己的胡须。

做完了所有事情，姥爷换上姥姥早已准备好的干净衣裳，也就是他经常爱穿的那件黑色的大襟棉袄和黑棉裤。

我拿起了姥爷出门常用的拐杖，姥爷拿上他出门常带着的白色小毛巾。

姥姥拿起她出门常用的黑颜色挎包，锁好家里的门窗，我们三人就出发去莫斯科餐厅了。”

（楼明竹与姥姥姥爷）

四年，弹指一挥间，怎么这灰落到张伯驹身上，就在他身上撕开了这么大的裂口呢？

根据黄永玉说的时间推断，张伯驹从莫斯科餐厅回去没多久，就住进了医院。

君子怀幽趣，谦恭礼乐才。张伯驹举手投足之间都流淌着谦恭的风仪，也不与世俗争半分浮名虚利，世间万苦在他心里激不起一丝波澜。

想形容他如月亮，可月亮说自己也无法与他媲美，毕竟它白天是不在的。

我说不出一个具体的，好像他时刻在，但我们看不见，他就像观赏着水中的月亮，一样平静地看待世间万物，松间的风吹过，他也岿然不动。

俗世的灰尘在他身上来回蹿了好几回，都挂不住他身上，随后死心飘走，于是他也离开了人间……

参考资料：

1、湖北卫视｜国宝守护人 张伯驹

2、CCTV国家记忆｜颠沛流离的《游春图》传奇

3、张传彩｜我的父亲张伯驹

4、张传彩口述 | 我的父亲张伯驹

5、潘素｜忆伯驹

6、楼明竹｜怀念我的姥爷张伯驹

7、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