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杨开慧的母亲泪流满面：我等到了这一天，润之做到了！

“1949年8月5日傍晚，娘，长沙城安静了！”杨开智推门就喊。向振熙抬头，哆嗦着双手放下针线，“真的？部队进城了？”短短一句对话，老人忍了十八年的牵挂全数倾泻。

长沙解放那天，雨后路滑，巷子里的青石板闪着水光。向振熙拄着竹杖，硬是要站到院门口，看着解放军整齐的队列从眼前掠过。她一句话不多说，只是不断抹泪——润之兑现了承诺，长沙的天换了颜色。

许多人后来才知道，挡在毛泽东与家国之间的，不止是漫长的战火，还有一位六旬妇人的痴心守望。从丈夫杨昌济，到女儿杨开慧，再到女婿毛泽东，这条线绵延三代，几乎把近代中国所有的激荡都串在一起。

先说杨昌济。1890年代的湘江边，读书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阶梯。科举屡败，他却没灰心。向振熙每次看到丈夫低头批卷，都会递上一杯凉茶——不煽情，就是简单一句：“书别放下。”这种看似寻常的陪伴，从此成了杨昌济走向学术殿堂的底气。

甲午战败的炮声传到长沙时，两人正为家计发愁。维新风潮把杨昌济推向海外，公费虽有，却“只够糊口”。向振熙便在家中缝制女红，攒起碎银交由熟人带去日本。她没读过经济学，却本能地懂得“投资”二字的分量。

十年漂泊，杨昌济满载西学归来。北洋政府礼聘，他婉拒；湖南第一师范的讲台，他欣然。那一年，毛润之、蔡和森、罗学瓒，还只是青年学子。课堂上，杨昌济不按课本念，而是提问：“为什么来读书？”质问一句，让角落里高个子的毛润之挠头，又不服气地答：“想试试能不能干点大事。”这段对答，后来被学生们视作“第一堂公开课”。

课后，杨昌济常把几位学生带回家吃饭。向振熙做菜并不复杂，腊肉、酸豆角、米粉蒸肉，一桌土味，却足够温暖。她特意多给毛润之添饭——一来他胃口大，二来她发现这个后生说话有股子认真劲儿。就这样，一位岳母，在不知不觉间选定了未来的女婿。

1918年春，北京的胡同飘着沙尘。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入北大讲伦理学；毛润之亦北上，为筹旅法费用四处奔波。北大图书馆的栈房里，他借光抄书，桌上总放着一本《伦理学纲要》——扉页写着“杨昌济赠”。在师恩的牵线下，杨开慧与毛润之的情感迅速升温。有人打趣：“一个是学生领袖，一个是教授千金，天作之合。”

噩耗却来得很快。1920年，杨昌济病逝。临终前，他握着妻子的手，气若游丝：“振熙，替我看好开慧，也帮润之……”嘱托未完，手掌已凉。向振熙当场没掉泪，只低声回一句：“我知道。”那一年，她三十三岁，肩头忽然多了双重重担。

办丧事、送女出嫁，都得花钱。向振熙把丈夫的丧葬金拆出一半，交给毛润之：“去办文化书社吧，别耽误事。”毛润之红了眼圈，再三推辞。向振熙摆手：“读书人别跟我讲客气，钱放久了也是死的。”

三年后，湖南城头的号角声彻夜不歇。毛润之去井冈山，杨开慧在长沙秘密联络工人。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全塞给外婆。白天，向振熙教孩子认字；夜里，她守着昏暗油灯给前线缝补军袜。她不懂兵法，却懂一个道理：大军未动，家中先稳。

1927年之后的湖南抓得紧，军阀何健下令：“擒住杨开慧赏银千元！”这在当时是巨额悬赏。向振熙明知危险，却还要在暗夜把情报送出去。一次回乡途中，杨开慧被捕。监狱里，敌人扣下她三岁的次子逼她就范。杨开慧只回一句：“吾死不足惜，惟愿润之胜。”

枪响于浏阳门外，向振熙守着遗书，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泪痕干了，她带着三个外孙改名换姓，辗转汉口、上海，再托人将孩子送至毛泽民处。几个月里，她几乎走遍半个中国，凭的只是丈夫留下的人脉和自己不服输的倔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时间打听岳母下落。文件堆到深夜，他仍抽空批条：“即刻接老夫人进京，费用由我个人承担。”然而老人已年迈，长途跋涉不便，便只让岸青频频回长沙探望。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噩耗传来，向振熙听后沉默许久，终于轻声说：“英子去了，润之心里怕是更苦。”

1962年深秋，向振熙病重。她拒绝住院，坚持在老宅合上眼。临终前，她摸着儿子杨开智递来的报纸，缓缓说：“照片上这人，是润之吧？让他忙他的，我没事。”同年11月，毛泽东批示：“与夫人杨开慧合葬，费用自理。”并特地寄去五百元稿费，旁注一句：“略表心意，非公务。”

向振熙的墓碑很简单，石匾刻着“贤母”二字，没有生卒年，也没有长篇悼词。亲友去祭，只需记得：她用半生的沉默，成就了两代人的呐喊。历史往往只记住舞台中央的那束光，却忽视了黑暗里托举灯盏的人。她就是那盏灯，微弱却执拗，照见了报国与牺牲的真正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