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军长宋哲元，执意要处决5000俘虏，他：我宁可背上一世骂名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重卢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他明明是国军将领，却在去世后获得周总理的挽联，同样为他写下挽联的还有彭老总等我党重要领导人，他就是宋哲元。

那么这个国军将领宋哲元的身上，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能让国共两党高层都为其书写挽联呢？

宋哲元是山东乐陵人，家里原本是读书人，可到他小时候，早就败落了。母亲带着他住破茅屋，靠纺线织布换口吃的，有回挖野菜遇到同村富人，想求人家捎带一筐菜，还被当众挖苦。那时候宋哲元就攥着拳头跟母亲说：“将来咱一定帮穷人。”

这话不是空话，他17岁到23岁，在村里教私塾，穷人家孩子来上学，一分钱学费都不收。那时候他还爱练武，屋前枣树下有条长石，天天举着练力气，把石头棱角都磨光滑了，谁也没想到，这股子韧劲，后来会变成他在战场上的狠劲。

1908年，宋哲元投笔从戎，进了北洋陆军的武备学堂，毕业后就跟着冯玉祥。

那时候冯玉祥的部队跟别的军阀不一样，不沾花酒、不搂钱财，大清早还站在营门口看士兵衣服有没有破洞，跟士兵睡一个铺。

宋哲元看准了这支部队“靠谱”，从哨长一步步往上爬，跟着冯玉祥打河南、陕西、四川，直奉战争里立了功，到1924年北京政变时，已经是国民军第11师的师长了。

可真正让宋哲元“出名”的，是1927年他当陕西省主席那阵子，那时候的陕西，乱得没法说。

自打清朝末年起，关中一带就有“刀客”，这些人有的替人押运货物、寻仇，没钱了就抢，跟东北的“胡子”、山东的“马匪”没两样。

后来辛亥革命闹起来，刀客里的郭坚拉了支“靖国军”，可郭坚被冯玉祥说是“刚愎自用、任性好杀”，后来设计杀了他，靖国军一散，底下的人就更乱了。

其中最凶的是麻老九和党玉琨：麻老九原名麻振武，占着同州，最喜欢绑人，绑了还杀，哪个村子抵抗，就把全村灭了；党玉琨更过分，占着凤翔12年，不光抢粮抢钱，还挖古墓,宝鸡那一带是周朝的老地盘，埋着不少王公贵族，他让人拿着铁锹去挖，挖出青铜器就卖给洋人换洋枪，工人挖慢了就打，不少人活活累死在墓里。

宋哲元到陕西时，老百姓早就被这些土匪折腾得没活路了。他先是打麻老九，麻老九的同州城地势险要，周围有河，还跟阎锡山买枪，方振武围了俩月没打下来，韩复榘接过来也没辙，最后张维玺带了4万人，挖地道埋炸药才把城墙炸塌。

麻老九装成难民想跑，被老百姓认出来，当场被打死，手下好几千人都成了俘虏。宋哲元当时就发电报，让把俘虏全杀了，他说陕西刀客闹了60多年，不“杀鸡儆猴”，以后还得乱。可张维玺心善，觉得杀俘虏太狠，偷偷给了俘虏路费放了。

宋哲元气得够呛，可那会儿战事紧，没工夫跟张维玺计较，这股火，后来全撒在了党玉琨身上。

1928年，宋哲元带3万人打凤翔。凤翔城叫“卧牛城”，城墙又高又厚，党玉琨在城里存的粮够吃3年，还放话说“谁来都打不进来”。宋哲元一开始硬攻，打了几个月月，手下死了好几千人，还是没攻下来。

最后他学了打同州的法子，让人在城外两百米的民宅里挖地道，挖了半个月，塞进4千公斤炸药。9月5号上午，炸药一炸，城墙塌了个大口子，炮弹、机枪一起往城里打，党玉琨没反应过来就被打死了，5千多手下成了俘虏。

这次宋哲元没再让人拦着，他当着张维玺的面说：“我宁可背千古骂名，也得把这些人杀了。”为了省子弹，他让人用大刀砍，几百个刀斧手轮流上，城外的血都流成了河。消息传出去，陕西的土匪全吓住了：张九才、甑士仁这些原本占着县城的，赶紧跪着来求宋哲元投降。

就这么着，闹了几十年的陕西匪患，总算被他用铁腕压下去了。有人骂他残暴，可凤翔的老百姓却家家户户点灯庆祝，有个老太太还专门给宋哲元送了块老布，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不过，宋哲元这辈子，最光彩的时刻，还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刚过，日军占了东北，又往长城打，喜峰口是关键，丢了喜峰口，北平就危险了。

宋哲元的第29军奉命去守，这支部队装备差得很，不少士兵手里还是土造枪，宋哲元就让人打了大刀发给大家，天天练“无极刀法”。

3月9号，日军先占了喜峰口的高地，宋哲元的部队赶过来，夜里摸黑往上冲，士兵们嫌背枪麻烦，只带大刀和手榴弹，跟日军搅在一起拼白刃，日军的飞机大炮在夜里没辙，被砍得落花流水。

后来宋哲元又想了个主意，让赵登禹旅长带部队绕到日军背后。他们找了当地的猎人当向导，在雪地里走了一夜，摸到日军的宿营地。

那会儿日军正睡大觉，赵登禹的人举着大刀砍进去，连日军的炮兵阵地都端了，还烧了他们的辎重。这一战，29军的“大刀队”出了名，上海的麦新专门写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中国都在唱。

宋哲元后来回忆说：“二十九军将士早就对鬼子憋着一口气，杀起鬼子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可到了1935年，宋哲元的日子又难了。那时候日军想让华北“自治”，蒋介石又不想跟日军硬碰，让宋哲元在中间“周旋”。他当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管着河北、察哈尔和北平、天津，手里有5万多人的部队。

可一边是日军天天逼他签“经济提携”的协议，一边是蒋介石让他“少惹事”。宋哲元也有自己的心思，他是冯玉祥的旧部，蒋介石一直防着他，他想保住手里的部队，也想给抗战多争取点时间。

有回日军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给宋哲元母亲祝寿，送了个说是天皇从东京运来的大瓷花瓶，宋哲元知道日军没安好心，回头就把花瓶砸了。

还有人劝他发行“宋委员长纪念邮票”，想让他当“土皇帝”，他当场就骂：“冀察是中央管的，我发邮票，不是让人说我割据吗？”他跟手下说：“我现在是干‘挨骂的差事’，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宋哲元的处境彻底难了。那会儿他因为躲日军的逼宫，回山东乐陵扫墓去了，等他赶回来，日军已经开始增兵。

一开始日军说“和平解决”，宋哲元也想稳住局面，下令拆了北平城里的防御工事，打开城门。可日军是缓兵之计，暗地里调了更多兵来，7月25号打廊坊，26号逼他撤兵，28号就攻南苑。

南苑那一战打得惨，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都战死了，5千多士兵牺牲。宋哲元这才明白，跟日军谈和是做梦，赶紧下令抗战，可这会儿部队没准备好，只能往保定撤。8月1号，他在保定发通电，说：“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可北平、天津还是丢了。

后来有人骂他“犹豫误事”，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会儿他一边要扛日军，一边要防蒋介石借机收编他的部队，手里的兵又没多少重武器，难啊。北平丢了之后，宋哲元的部队被编为第一集团军，他当总司令，可部队里矛盾多，又没补给，打了几仗都败了。

1938年，他的肝病加重，还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只能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去衡山养病。在衡山的时候，他老琢磨“华北的事是谁的责任”，尤其是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后，他更担心自己被算账，特意把蒋介石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藏在身上，说将来要编进传记里，怕后人骂他。

可就算病成这样，宋哲元心里还有数。石友三想跟日军勾结，他发电报骂石友三“不能当汉奸”；汪精卫投降日本，他又给蒋介石发电报，说“这是叛国投敌，该杀”。

1940年4月5号，他在四川绵阳病逝，才55岁。后来国民党追授了他国军一级上将的军衔，我党许多重要领导人也为他写了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