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期望在来世能回到那个花园”｜这位划时代爱尔兰作家的最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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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安德鲁·奥黑根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与之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在这篇文章中，他回忆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他们最后一次爱尔兰之行，以及她对理查德·伯顿浪漫追求的记忆。

我第一次遇见埃德娜·奥布莱恩是在2009年一个温和的春夜。当时有个庆祝谢默斯·希尼70岁生日的派对，我迟到了，于是伸手拦出租车，一辆隆隆作响的黑色出租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埃德娜走上人行道，犹如奥菲莉娅从杂草丛生的溪流中走出。她身穿黑色天鹅绒，头发蓬松，宛如幻影。她在车窗付了钱，显然因与司机发生了一些争执而恼火，当她转过身时，她立刻握住我的手，说出一句乔伊斯式，或者也可能是格拉斯哥式的感慨。

"我天杀地恨死英国人了。你呢？"

"并非无时无刻，"我笑着说。

"你是那个‘苏格兰小伙子’，"她说。

"而你是那个‘乡村女孩’。"

我朝出租车走去。"我周二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我对埃德娜说。

"哪里？"她说。

"沃尔西餐厅？"

"完美。要角落那张桌子。卢西安·弗洛伊德的桌子。如果他不在，他们总是把它给我。"

于是，一段建立在欢笑基础上的友谊开始了。在约定的周二，埃德娜穿着比上次更像杂草的衣物来了，我们坐下（就在那位著名画家的桌子旁）后，她要了桑塞尔白葡萄酒。我们立刻进入了状态：童年、爱情、爱尔兰和苏格兰、出版业、哈罗德·品特。那位服务员，我想是葡萄牙人，每次想让我们点菜时都被埃德娜挥手赶走，但最终我拉住他的袖子，迫使她点些东西。"我们要小土豆。"

"对不起，女士？"

"小土豆。你们有的。很好吃。"

那人完全懵了。"鞑靼牛排怎么样？"我建议，"或者蛋奶酥？"

"过去有过一场可怕的大饥荒，"她对服务员说。"在爱尔兰，苏格兰。都一样。而这些小土豆起了大作用。"

经过一番协商，菜品总算定下来了。我敢肯定其中有鲱鱼、小吐司、红肉和小土豆。等到吃完时，埃德娜和我已经成了铁杆朋友和职业上的知己。她想换出版商。她想换经纪人。她想让我读点东西。她想要更多酒。但故事从她口中源源不断地流出，带着那种无法伪造的才华。埃德娜是一位开拓者，一位勇敢的艺术家，一位出色的人类本性与愚蠢的洞察者，从那天晚上开始，在接下来的15年里，我们互相召唤，来完成那些我们独自无法完成的思绪。

欢笑始终相伴。埃德娜的焦虑程度有时足以毁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她常说友谊是一种恩赐，但同样频繁地，她担心——面对某些好心人、某个访客——它可能是一种诅咒，看到她能有多么不耐烦总让我发笑。她有一种可以说是弱势群体被欺负的感觉，并且有理由这么想，因为她的斗争一直是真实的。

她的愤慨感是一种能量。有一次在公爵夫人剧院，我们观看了塞缪尔·贝克特那部阴郁有趣的小杰作《终局》的演出，她让我们爬了90级台阶去看望演员。其中一位，马克·里朗斯，人非常好，虽然有点匆忙，另一位则立刻拉住埃德娜，建议她给《卫报》的剧评人迈克尔·比林顿写信，投诉他对该剧的评论。"好像我要操心的事还不够多似的，"我们咚咚地走下楼梯时，埃德娜说，"而且连一小杯酒都没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埃德娜会在电话里说起"她目前饱受困扰的状况"。她似乎很享受两位作家各自以及共同朝着目标前进的事实，但她对友谊的本能告诉她何时需要深入。"我们必须触及要害，"她会说，脸上布满担忧，当我们坐在她的厨房里，坐在简·鲍恩为贝克特拍摄的那张著名照片下方时。"他有时会感到孤独，深夜给我打电话，"她谈到贝克特时说，"哦，安德鲁。当心深夜给你打电话的男人，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她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吗？"菲利普·罗斯说。那是在埃德娜写的一部戏剧《鬼魂》在外百老汇开幕的场合。她和罗斯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是朋友，她非常信赖他的标准、他的勤奋，尽管并非总是认同他的编辑建议，为此她曾威胁要与他绝交。但那天晚上，他们的友谊正值盛期，他出现在剧院，自豪地说，认识这位有着大胆散文风格、坚韧不拔的爱尔兰女人。她喜欢说，关于这些老朋友中的一些人，友谊经受了许多考验，但我从不肯定考验是来自他们还是来自她。（她暗示是来自他们。）对于性，或者它有时在使友谊复杂化中所起的作用，她从不讳言。（她和罗斯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但很快就消退了。）她喜欢男人，但她在同样是作家的男人身上最喜欢的是他们对任务的专注。她喜欢与其他作家交谈，她想要线索，最重要的是，她想要一个陪伴的灵魂，在她推进事情时提供帮助。

埃德娜与（文本原作者）安德鲁

在她晚年，我们一起在她童年的克莱尔郡进行了一周的旅行。在那次驾车途中，不止一次，她变得恐惧，我想，是觉得“当下”正在离她而去，并且正在撕裂她对自己传记的掌控。在利默里克的酒店里，埃德娜告诉我，她过去常来这里，眺望所有的教堂和尖顶，为她的孩子们和她那无望的婚姻充满恐惧。那时有些作家对她很无礼。"伊丽莎白·鲍恩，"她说，"非常居高临下。她看着我说，带着口吃：'你简直疯了。简直疯了。'她说得对。"

我们安排去参观她童年的家，德鲁斯伯勒庄园。它完全变了样，正如埃德娜所说，我能看出她把房子的这种可塑性视为一种冒犯。"我现在无法写它了，"她说。"我可能会被拉回其中，但我已经写过我要写的了。"

我们回到车上，开车前往湖泊。"马上就要下雨了，我现在就告诉你，"埃德娜说。望着田野，她玩弄着词语，只是感受它们的声音，"牛的牛奶"，"雨的感觉"，然后将它们译成爱尔兰语。中途停留后，她"小小抱怨"了一下，就像她说的，关于一些当地男人，他们的坚持和他们那"现在听我说"的响亮号召。她觉得对她有种永恒的不安。她觉得某些人从未原谅她的写作，这导致他们中有些人反对她计划安葬在圣岛（伊尼斯·凯尔特拉）上。我们正前往那里，从香农河岸边眺望她最终的安息之地。

"你为什么想去那里？"我问。

"哦，因为那里很美。与世隔绝。到处都是鸟。周围环绕着未被砍伐的树木，很荒凉。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覆盖着白色的地衣。那里埋葬的人很少，所以，如果死者会交流，我也不用太担心。我觉得我可以葬在图阿姆格拉内，我母亲在那里，但我想要这个壮丽孤寂的居所。"

我们路过鲍河附近。

"我过去很喜欢这一段小路，"她说，"那里的树木交汇。"我正在开车，但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很高兴我们一起来了。除此之外我没想以任何方式来这里，这是真话。"

片刻之后，我们顺着河岸下到香农河边，透过斜斜的雨丝，我们可以看到圣岛。"哦，安德鲁，"她说。"那是非常、非常终结性的事情。我说过我不害怕，但我开始改变想法了。"

"未知。也许是虚无。"

那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天。"你看这些波浪，它们正向你走来，"她说，"而且是灰色的。我最好以理智的方式安排我的离世。"望着海峡对面的伊尼斯·凯尔特拉，很难思考她的离世。我脑海中浮现出我们成为朋友那十五年里的画面。所有的晚餐，所有一起在舞台上的亮相，所有的旅行。但此刻我们在这里，透过狂野的风暴望向言语之外的另一边，而她已准备好面对它。"我珍视我们的友谊，并感谢上帝赐予它，"她说。我在水边给她拍了张照片。就在那时，她转过身，推开头巾。"我要不要学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她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埃德娜的身体逐渐衰弱，但某种东西在她体内燃烧——我想，是一种决心。2023年5月的一个晚上，她叫我过去，并带些“梅尔罗斯和莫蒂奇”——我们开玩笑地这么叫它——Primrose Hill一家敲竹杠的熟食店里的东西。"哦，安德鲁，会发生什么？"她说。"我快死了。"

我建议我们开一瓶罗兰百悦香槟，有人说那是奥斯卡·王尔德最喜欢的香槟。这让她笑了。桌上放着一本她的小说《乡村女孩》。她翻开书，读了一两句，边读边开始哭泣。"这个世界上有些事你无法问，"她读道。"哦，上帝的羔羊（Agnus Dei）。这个世界上有些事你无法。"

"把手给我，"我说。

她随后高兴起来。我们聊起国家剧院的一部新剧。"我很了解理查德·伯顿，"她说，"他追求过我。他过去常在午夜带着玫瑰来我家。我总是说同样的话：'你这么晚在哪儿找到还开着的店？'他坐下来和我聊天。我从没和他上过床。我被他吸引，喜欢他不太醉时的个性——太醉的时候，他就是个恶棍。他很喜欢我的一个故事《爱的对象》，过去常在和伊丽莎白做爱时大声读给她听。他告诉我这个。我说我宁愿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谈到伯顿过去在威尔士对着树林大声朗诵诗句的习惯。她说我们在德鲁斯伯勒庄园看到的那些树，在她童年时确实对她说过话。我很感兴趣，并不觉得这种事令人吃惊。"我的头脑没有糊涂，"她说，"我的头脑和我年轻时一样。我在哭。我很悲伤。但我那时也悲伤。"我们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告诉她我正在导演一部关于杜鲁门·卡波特的戏，背景是他在广场酒店的一个房间里。"顺便说一下，我见过他，"她说，"杜鲁门。他总是醉得厉害。有个死去的黑人诗人叫埃德娜，他以为我是她。我活生生地站在他旁边，在参议员贾维茨纽约的一个派对上。"

然后我们转向她多次提起的一个问题，关于我在她去世后写她的事。

"你放手去写，"她说。"你可以谈别人无法谈的事情。人们对我的看法很有问题。我像个孩子，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孩子……聪明，但带着十足的愚蠢。我过度挥霍。我把这些都写进了书里，我不像布兰奇·杜波依斯那样说假话，但如果他们打开我的大脑，挑出我生命的全部——非常痛苦——我总是在担心，应付，应付，噩梦般的父亲，噩梦般的成长经历，噩梦般的母亲，噩梦般的丈夫，争取孩子的监护权……你无法想象的污秽和丑陋。"

我又给她倒了一杯。十年前，埃德娜曾让我把一些她最后的愿望录到磁带上。"确保它不被顽固不化的人接管，"她说。录音中她的声音很坚定，开着玩笑，做出判断，向未来伸出双手。那一周晚些时候，她心里仍然惦记着她身后事的问题，给我寄了一封信，我把它放进一个文件夹里，里面是她写给我的所有信，但这封我一直没有打开。我想我无法面对我们友谊的终结：我相信那将是她的最终遗言，尽管当然，那封信不是最后一封，也不是最后的录音。但这封信一直未开封地放在文件夹里。

临近去世时，她搬进了贝尔格莱维亚的一间公寓，我带着常备的香槟最后一次去看她。那时她已不怎么喝酒了，她躺在床上，美丽一如往昔。"我们喝一杯吧，"她说。我打开酒，我们互相祝酒。她用一种有力的目光注视着我，抿了一口。"我想我们终于可以说，安德鲁，伟大的敌人是普洛赛克起泡酒。"

我们回忆起那次爱尔兰之行。她记得在圣岛对岸的水边，置身于那场雨中的时光。但在最后一次拜访中，她的思绪转向了德鲁斯伯勒庄园。"你不会想到有这么多词表示'希望'，"她说。"我希望能做得更多，但我做不到了。"

我给她读了她最喜欢的济慈的诗。

"哦，来一杯装满温暖南方的酒。"

埃德娜当时93岁。她谈起那座老房子和环绕它的树木，给了她《乡村女孩》的背景，那本书出版于60多年前，比我出生早八年。她思绪飘回童年，告诉我她曾经多么热爱自然世界。她期望在来世能回到那个花园。

我们带着她的骨灰渡过香农河，前往伊尼斯·凯尔特拉的那天，阳光炽烈，那里总体上感觉就像茵尼斯弗利岛，那个由她另一位挚爱叶芝所召唤出的魔法世界。那是一个懂得友谊力量的人。"谢谢你，"这是我所能对埃德娜说的一切，当我将两铲土撒入她的坟墓并转身离开时。"想想人的荣耀何处开始与终结，"那位诗人自己写道，"并说我的荣耀是曾拥有这样的朋友。"

"真正的秘密是爱，"埃德娜在贝尔格莱维亚那个最后的下午说。"所以我想在火车上遇见契诃夫。"

"你觉得你会见到那些人吗？"

"他会在一个更高的地方。但我希望他别靠近普京。哦，天哪，安德鲁，这个世界疯了，你知道吗？"

写完最后一句，我走到我的文件柜前，拿出埃德娜十年前寄给我的那封未开启的信。我仿佛觉得它仍然散发着一点在她文件间萦绕的晚香玉的气味。我拿起一把木制裁信刀，我曾以为它属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家族，其上面有着标记："1850年。致我的爱人。"埃德娜的信很整洁。折叠得整整齐齐。仔细地标注了日期，是她特有的笔迹，充满她一贯的花饰和焦虑，恳求着那些我希望永不终结的友谊之举。

作者：Andrew O'Hagan

编译：阿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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