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情节人物均为创作设计。文中涉及的家庭矛盾、养老及财产处理等情节，旨在探讨复杂人性与情感困境，不构成任何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建议，请读者朋友们理性看待。
我亲手将73岁的老母亲送进养老院，在亲戚们的咒骂声中，转头就卖掉了价值300万的老宅。
所有人都骂我是个为了钱不要妈的白眼狼，骂我丧尽天良。
我一言不发，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一个月后，我去养老院看望母亲，她正跟人打麻将，红光满面。
见我来了，她拉着我，压低声音，脸上竟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怎么样，这一个月，你那好舅舅给你打了多少次电话？”
我还没回答，她便靠在沙发上，眯着眼笑道：“别急，好戏，这才刚开场呢。”
01
我叫李伟，今年四十五岁，是一家物流公司的部门经理。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在我上大学那年就因为心脏病走了，这些年，一直是我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
母亲今年七十三了，身子骨还算硬朗，就是腿脚不太利索，有点老寒腿的毛病，走路得拄着拐杖。
她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女人，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供我读完大学，看着我娶妻生子，后来又离婚恢复单身。
可以说，我就是她这辈子的全部指望。
我也孝顺，离婚后，我本来可以在公司附近租个房子，上下班方便。
但为了照顾她，我还是每天开车来回两个多小时，住在那个承载了我全部童年记忆的老房子里。
房子在市中心的老城区，地段不错，就是楼层高，没电梯，上下楼对母亲来说越来越吃力。
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
前两年，我劝她把老房子卖了，换个带电梯的新小区，她死活不同意，说这里住了一辈子，街坊邻居都熟，不想挪窝。
我又提出给她请个保姆，白天陪着她说说话，做做饭，她也不同意，说家里多个外人不自在，前前后后气走了三个保姆，我也就断了这个念头。
日子就这么不好不坏地过着，直到半个月前，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那天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晚上十点多，接到了邻居张阿姨的电话，说是我妈晚上起夜，在客厅摔了一跤，现在人已经送到医院了。
我当时吓得魂飞魄散，连夜开了五个小时的车赶了回去。
幸好，问题不大。
医生说是轻微骨裂，打了石膏，静养一两个月就行。
可我看着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的母亲，心里一阵阵地后怕。
万一……万一这次摔得重点呢？
万一摔到了头呢？
万一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耽误了抢救时间呢？
我越想越害怕，一身的冷汗。
母亲住院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我的叔叔、姑姑，也就是我妈的亲弟弟和亲妹妹，还有表哥表姐们，呼啦啦来了一大群，把小小的病房挤得满满当当。
“哎哟，我的姐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叔叔刘国强一进门就嚷嚷开了，他是我妈唯一的弟弟，在菜市场卖猪肉，嗓门特别大。
“就是啊大姑，可把我们吓坏了！”姑姑刘国芬也跟着抹起了眼泪，她是家里最小的，从小就受我妈疼爱。
表哥表姐们也围在床前，一口一个“大姨您没事吧”，个个都表现得关切无比，嘘寒问暖。
那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生离死别。
我当时心里还挺感动的，觉得关键时刻，还得是亲人。
可这股感动，没持续多久，就在他们接下来的言行中，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母亲出院那天，亲戚们又都来了，说是要给我妈接风。
在我家那不到八十平的老房子里，摆了两大桌。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叔叔刘国强放下了酒杯，清了清嗓子，把话题引到了正事上。
“李伟啊，”他一副长辈的派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看你妈这次摔的，真是万幸。可这么大年纪了，一个人住，实在是太不安全了。你工作又忙，经常出差，总不能时时刻刻守着吧？”
我点了点头，给他倒了杯酒：“是啊，叔，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依我看，”叔叔看了一眼桌上的人，像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你妈这种情况，要不……考虑下养老院？”
“养老院”三个字一出来，屋子里的气氛瞬间就变了。
我妈的脸色第一个沉了下来，筷子“啪”地一声放在了碗上。
“去什么养老院！我还没到动不了的地步！”她瞪着眼睛，声音里充满了抗拒，“我不住这儿我住哪儿？这房子是我和你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哪儿都不去！”
“姐，你别急啊，国强也是为你好。”姑姑刘国芬连忙打圆场，她转向我，话里有话地说，“主要是李伟这孩子太忙了，一个人顾不过来。要是家里地方大点，能住得开，接到我们家去住一阵子当然最好。可你也知道，我们家就那两室一厅，孩子也大了，实在是不方便……”
“是啊是啊，”我那在银行上班的表哥也赶紧接话，“大姨，我们家也是，小孩子要上学，闹腾得很，怕影响您休息。”
一时间，饭桌上所有亲戚都开始唉声叹气，纷纷表示自己家“条件有限”、“有困难”、“实在抽不开身”，话里话外的意思都一样：我们很关心，但我们无能为力，送养老院是最好的选择。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情真意切”的脸，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们哪里是关心我妈，分明就是怕我把妈这个“包袱”甩给他们。
我沉默了很久，把杯里剩下的白酒一口喝干，辛辣的液体灼烧着我的喉咙。
最终，我抬起头，迎着所有人惊讶的目光，点了点头。
“好。”我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我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包括我妈在内，都震惊的决定：“不但要送，还要送就送全市最好、最贵的那家‘颐养天年’养老院。我去看过了，环境好，服务也好，每个月费用一万二，我来出。”
“我不去！”我妈当场就急了，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抓着我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李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成累赘了？你要把我送到那种地方等死吗？”
“姐，你别哭啊……”
“李伟，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
亲戚们也开始七嘴八舌地“劝说”我。
“是啊李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心急？你妈不愿意，就别逼她了。”叔叔摆出一副公道人的样子。
“就是，要多尊重老人的意愿嘛。养老院那种地方，哪有家里好。”姑姑也在一旁帮腔。
他们一个个义正言辞，仿佛刚才提议送养老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
我看着他们虚伪的表演，心里只觉得一阵阵地反胃。
那顿饭，最终不欢而散。
接下来的几天，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没有理会母亲的哭闹和亲戚们的“劝阻”，强硬地办好了所有手续。
送母亲去养老院那天，是个阴天。
母亲从出门开始就哭哭啼啼，不肯上车。
邻居们都围在楼下，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叔叔和姑姑更是像唱双簧一样，一个拉着我妈的手，哭诉着舍不得，一个指着我的鼻子，痛心疾首地骂我：“李伟，你真是个白眼狼！为了自己省心，连亲妈都不要了！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我一言不发，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把母亲的行李一件件搬上车，然后半扶半抱地，把还在哭闹的母亲塞进了后座。
在亲戚邻里鄙夷的、看仇人一样的目光中，我一脚油门，驶离了这个我住了四十多年的家。
从那天起，我成了我们那一片，远近闻名的“不孝子”。
我把母亲送进的是一家高端养老院，单人房间，设施齐全，还有专门的护工和医生。
我交了一年的费用，将近十五万。
办完所有手续，看着母亲被护工扶进那个陌生的房间，她回头看我的那一眼，充满了失望和怨恨。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转身离开了。
我以为，这件事到此就算告一段落。
没想到，我接下来的一个举动，彻底引爆了所有矛盾。
将母亲送进养老院不到一个星期，我就通过中介，把我妈住了几十年的老宅挂牌出售了。
这栋房子虽然老旧，但地处市中心，又是学区房，地段极佳。
挂出去没几天，就有人看中了。
最终，以三百零五万的价格成交，扣掉中介费和各种税费，净到手三百万。
卖房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彻底点燃了亲戚们的“愤怒”。
第一个找上门的，就是我叔叔刘国强。
他直接冲到我公司楼下，堵住了我的车。
“李伟！你个小王八蛋！你给我下来！”他涨红着脸，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车窗，“你把老太太送走，就是为了卖房子是吧？啊？我姐还没死呢！你就这么着急霸占家产？你还是不是人！”
紧接着，我姑姑也带着我表哥来了，堵在我家门口，在楼道里又哭又骂，把左邻右舍都惊动了。
“丧尽天良啊！我那苦命的姐姐啊，养了这么个东西啊！”姑姑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
“李伟，我告诉你，这房子是我大姨的，你没资格卖！我们要去法院告你，告你遗弃老人，侵占财产！”表哥指着我的鼻子，义正言辞。
那几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
各种亲戚，远的近的，纷纷打电话来“声讨”我。
咒骂声，指责声，不绝于耳。
甚至有人扬言，要去我单位闹，让我身败名裂。
我依旧是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谁的电话我都不接。
面对堵上门的叔叔和姑姑，我只冷冷地扔下了一句话。
“房子在我爸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合法继承到我名下了。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我想怎么处理，是我的自由。你们要是觉得不合法，欢迎去告。”
说完，我“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把所有的咒骂都隔绝在外。
（这栋房子的产权确实是我的。当年我爸临终前，拉着我的手，亲口说这房子是他留给我娶媳妇用的。后来办手续，我妈也在场，没有任何异议。只是这些年，她一直住在里面，我也就从来没提过房子的事。）
我顶着巨大的压力，以最快的速度和买家办完了所有的过户手续。
三百万房款到账的那天，我没有丝毫的喜悦，只觉得无比疲惫。
至此，我在整个家族中，算是彻底地“众叛亲离”，被所有人彻底孤立了。
02
背负着“不孝子”和“白眼狼”的骂名，我的生活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
单位的同事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但没人敢当面问我什么。
亲戚们的电话轰炸，在我换了手机号之后，也终于消停了。
我唯一雷打不动坚持的，就是每周去养老院探望母亲两次。
起初，母亲一见到我就没好脸色，要么是唉声叹气，要么就是数落我的不是，抱怨养老院的饭菜不合胃口，抱怨护工笨手笨脚，抱怨院里的老人太吵。
“你就是盼着我早点死，好踏踏实实地过你的安生日子。”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头也不回地对我说。
我每次都只是默默地听着，不反驳，也不辩解。
给她削个苹果，给她按按腿，然后把她换下来的衣服带回家去洗。
但渐渐地，大概是从第三周开始，我发现母亲的状态变了。
我去的时候，她不再是一个人枯坐在房间里。
有一次，我看到她和几个老太太在活动室里，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做着丝网花。
她的表情很专注，甚至还跟旁边的人有说有笑。
还有一次，我提着水果过去，房间里竟然没人。
问了护工才知道，她被几个新认识的“牌友”拉去棋牌室打麻将了。
我找到棋牌室，隔着玻璃窗，看到她坐在牌桌前，摸牌、出牌，动作利索，精神头十足，哪里还有半点刚来时的愁苦模样。
她的抱怨也少了。
有时候我问她住得怎么样，她会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行了，就那样吧。你该忙啥忙啥去，别老往这儿跑。”
她的气色，甚至比在家时还要红润。
在家里的时候，她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发呆，死气沉沉的。
在这里，有同龄人说话解闷，有各种活动安排，她的生活反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亲戚们的“探望”，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我送母亲进养老院的第一个月里，叔叔和姑姑确实“情深义重”地去探望过几次。
据护工后来跟我说，他们每次去，都不是真心陪老人说话，而是拉着我妈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我的“不孝”，把我在外面怎么被人戳脊梁骨，怎么卖房子卖得那么决绝，添油加醋地学给我妈听，试图激起我妈对我的仇恨。
哭诉完了，就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那笔卖房的钱，问我到底把钱藏哪儿了，有没有跟我妈透露过打算怎么花。
我妈每次都只是叹气，不发表任何意见，问急了就说自己头疼。
几次之后，见从我妈这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也挑拨不了我们的母子关系，他们便觉得无趣，去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
亲戚们最关心的，始终是那笔三百万巨款的去向。
这笔钱，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叔叔和姑姑发动了所有的关系网，到处打听我的动向。
他们发现，我既没有在城里买新的房子，也没有换掉那辆开了快十年的旧车。
我的生活，看起来和以前没有任何变化，甚至因为换了手机号，断了和他们的联系，显得更加清静。
他们不死心，又猜测我是不是把钱拿去做了什么投资，或者买了理财。
我那个在银行上班的表哥，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查了我的银行流水，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那笔钱在到我账上之后，很快就被我分批转移走了，不知去向。
找不到钱，这群“好亲戚”们开始改变策略。
他们觉得我是把钱藏起来了，于是，在我换号之前，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电话轰炸。
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咒骂和指责，而是打起了“亲情牌”。
打头阵的还是我叔叔刘国强。
“李伟啊，”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一改往日的粗暴，变得异常“和蔼”，“是舅舅啊。哎，之前的事，是舅舅脾气太冲，话说重了，你别往心里去。舅舅也是心疼你妈。你看，最近舅舅的猪肉摊生意不太好，资金周转有点困难，你手上既然有闲钱，能不能先‘借’个三五十万给舅舅周转一下？放心，算利息，等舅舅缓过来了，马上就还你！”
紧接着，是我姑姑。
“伟伟啊，我是姑姑。你表妹最近谈了个对象，准备结婚了，男方家要三十万彩礼，我们这儿还差个十来万的缺口。你看你……能不能先‘赞助’一点？就算姑姑跟你借的，以后我们慢慢还。”
最可笑的，是我的表哥。
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先是假惺惺地关心了我妈几句，然后话锋一转，开始以一种理财专家的口吻“教育”我。
“表弟啊，我跟你说，你那笔钱放在手里是会贬值的。你一个人花钱又没什么数，万一被人骗了怎么办？大姨年纪也大了，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依我看，这笔钱，最好还是由我们家里一个德高望重、又懂理财的人来代为保管，才最稳妥。你看……让咱舅舅帮你保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你亲舅舅，总不会害你吧？”
听着电话里他们一个个丑陋的嘴脸，我只觉得一阵阵的恶心。
我对所有的要求，都只有两个字的回应：“没钱。”
然后，便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换了号码。
世界终于清静了。
03
一个月后，一个周末的下午，天气很好，阳光暖洋洋的。
我处理完公司积压的事务，照例开车去养老院看望母亲。
我到的时候，母亲的房间里没人。
活动室里传来了热闹的搓麻将的声音。
我走过去，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母亲。
她戴着老花镜，精神矍铄地坐在牌桌前，腰杆挺得笔直。
她身边围着几个老太太，都是她的新牌友。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都在发光。
“二筒！”她摸起一张牌，看也不看，就中气十足地打了出去。
“胡了！清一色！”她对家的一位老太太兴奋地把牌一推。
我妈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从兜里掏出几张零钱递过去：“给你给你！今天手气不行，改天再赢回来！”
那爽朗的笑声，是我在家里许久都没有听到过的。
看到我来了，母亲只是抬头冲我笑了笑，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示意我等一会儿。
她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了牌桌上，和牌友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刚才那副牌。
她那副样子，完全不像一个被儿子“抛弃”在养老院的孤苦老人，倒像是个找到了组织，重新焕发了活力的老小孩。
我坐在旁边的休息区，耐心地等着。
期间，有好几个路过的老人和护工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李经理来啦！你妈妈今天气色可好啦！”
“是啊，你妈妈是我们这儿的‘开心果’，牌打得好，人也开朗！”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一局麻将终于打完了。
母亲赢了十几块钱，但她脸上没有丝毫喜悦。
她只是慢条斯理地将那些零钱一张张码好，放进口袋，然后站起身，对我说了句：“走，陪我出去坐坐。”
我们走到休息区的沙发坐下，护工给我们倒来了热茶。
她没有碰那杯热气腾腾的茶，而是转过头，一双浑浊但此刻却异常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我。
那眼神，不像是在看自己的儿子，倒像是在审视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
她没有问我工作，没有问我生活，而是突然凑了过来，身体前倾，将声音压到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地步，那声音里，带着一丝冰冷的笑意和一丝毫不掩饰的嘲弄：
“说吧，这一个月，你那个‘好舅舅’，为了那笔钱，像条狗一样，给你摇了多少次尾巴？”
这个比喻粗俗又刺耳，让我瞬间愣住了。
我看着她，感觉无比陌生。
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如实回答：“连打电话带发信息的，不下十几次。我姑那边也差不多。”
“呵。”
一声短促而冰冷的轻笑，从母亲喉咙里发出来。
她没有再追问，而是缓缓地靠回到沙发上，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阴影里。
窗外的夕阳正浓，将她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又黑又长，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仿佛在等待什么。
就在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被这诡异的沉默压得快要窒息的时候，她终于再次开口了。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看着窗外那轮即将沉没的血色残阳，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却带着一股让我不寒而栗的狠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