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有 bug 但是能够运转的机制，咱们这么说，全靠运气，但是运气有用完的时候。汉武帝，他距离秦始皇创立帝制，总共只有 100 多年的时间，可以说，还在中国帝制早期阶段。这阵儿的君臣关系，不能像先秦一样，用那种君主与贵族共同体的模式，而西汉后期出现的那种君主与儒生集团共治的模式也还没有确立，正好是个空当期。
所以说，这阵儿的君臣关系正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君主在追求权力的绝对化，但是问题在于，又不能像当年秦始皇那样采取赤裸裸的高压政策。因此，需要董仲舒那种神学化的儒学来提供一个法理上的合法性背书。但是同时，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问题就在于，儒家的理念和精神刚刚确立，还没有对臣下们的精神世界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阵儿，君臣关系还带有很多早期的特点。另外，大臣们获取功名利禄的方式也是充满了冒险精神。一个字，“宠”，这是个核心关键问题。为什么呢？中国古代帝王存在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两种类型，一种是信-任型，一种是礼仪型。
礼仪型称之为“策名委质”，这个来自《左传》。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君臣关系，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正常的君臣关系。它通过一整套的礼制，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通过一套正常的社会政治机制来加以运转。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看到的表面上的那种君臣关系。但还有一种君臣关系，也是在历史当中结构性的存在，就是所谓信-任型。在“信”“任”两个字中间还打了个破折号。信-任，什么意思？这种君臣关系有一个特点，它往往建立在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私人关系之上。就是那个字，“宠”。
就是古代皇帝重用某个人，往往是出于自己对这个大臣的喜爱和宠信。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才有对他的重用。当然了，反过来说，一旦对你不宠不信了，那这个人的政治命运也就到头了。这不是个正常的君臣关系。因为这等于说，完全把政治的运作建立在君主的个人好恶之上。但问题在于，你不得不承认，这种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是存在的。所以说，由宠而信，由宠而获得权力，这是当时不少大臣希望走的路。
皇帝一方出于各种原因，需要这种关系，因而常常主动谋求建立或将此前已经存在的信任关系引入到君臣格局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荣耀最终都源于皇帝，众人都渴望取悦于君主或者储君，投其所好，获得君宠。而相对于这些人，皇帝能够接触到哪些人，往往又是被动的，取决于各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与官吏的处置。而在能接触到的众人中，与谁结成信任关系，往往取决于皇帝自己。所以说，西汉在当时的这套机制之下，皇帝个人的好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皇帝所信赖的人得到重用，但问题就在于，这个人有没有真才实学，那是具有很大的或然性的，对吧？
卫青和霍去病的崭露头角完全是一个意外。没有皇帝的宠信机制，以他们的出身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但是呢，是金子它就会发出光芒，他们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机制之下被提拔出来的。没想到，这是军事双子星，旷世名将，他们用自己的天才回报了汉武帝，也掩盖了汉武帝这套提拔任用机制的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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