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入伍，把提干机会留给了农村战友，没想到他竟做到副团长

我来自江苏沛县大屯镇，1975年高中毕业后，身为公社副书记的父亲，原本想给我找份工作，但作为中学语文教师的母亲，觉得我年少轻狂，应该到军营去锻炼一下。

其实，当时我还是有很浓郁的军旅情结的，第二年，公社征兵时，我就在第一时间里报了名。

1976年12月，19岁的我和全县其他187名新兵应征入伍。其中就包括我的同学姜敦雷，当时坐上闷罐车专列之后，我的心情是特别矛盾的，离家的愁绪，对部队新生活的向往，在我内心不断地交织着。

在去军营的路上，我想到要好几年才能见到疼我爱我的父母，心里就止不住悲伤，但同学姜敦雷却对我说：“兄弟你不用担心，有我呢！”

我们服役的地点属于四川重庆某军区，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军营生涯，说来也巧，三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后，我和同学姜敦雷又分到同一个连队，这种同学加战友的关系，让我们俩的情谊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同学姜敦雷，是一个比较朴实能吃苦的人，虽然他只大我一岁，但说话做事，却显得特别老成，尤其是我想家的时候，他就变着花样让我开心。

在数千里之外，他成了我最知心的人，在他那里，我们彼此坦诚相待，几乎对另一方没有任何隐私。他的存在，让我的精神生活充满了安全感。

在1977年5月1日那天上午，我和姜敦雷两人结伴，去部队驻地附近的一座山上去玩，结果，我在山腰奔跑的时候，一下子崴了脚，我硬着头皮走了一段路，结果发现脚踝处已经肿得老高。

脚越来越痛，我实在走不动了，那该怎么办呢？姜敦雷当即就对我说：“不用怕，有我呢！”

随即，他不由分说，就硬让我趴在他的背上，走了整整四公里，他当时浑身都湿透了，我们赶到营地后，他顾不上休息，又背着我去了卫生所。

我包扎之后，我发现姜敦雷已经累得虚脱了。

在我休息的那一周里，他有空就陪着我说话，尽可能地安慰我，那一幕幕，每次回望，都有一种难言的温暖。

在部队的日子，我和姜敦雷两人表现都特别出色，在新兵连时，我们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分到连队后的第六个月，我做了班长，而姜敦雷因为写作能力好，反应灵敏，且字写得非常好，他被任命为连队的通信员。

我和他在连队里，都努力展现着自己的才能，成为了连队的骨干。

1977年7月，为迎接八一建军节，举行全团军事大比武。

那是我们部队那么多年以来，首次举行的大比武，这个消息发布后，整个军营都沸腾了，说真的，作为当兵的人，哪一个人不想参加这难得一遇的大比武中崭露头角，哪一个人不想在全团各级首长面前展示自己，哪一个人不想在大家面前脱颖而出？

为了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我独自跑到操场上练，每次都汗流浃背。对于“五四”手枪的拆装，我可以在17秒完成。

但我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于是，我就自我加压，我用一块布蒙上自己的眼睛，练习“盲操作”，从慢到快，从不熟到熟，最终竟达到了蒙眼睛18秒拆装完毕。

有付出就有收获。我因为有了准备充分，在那次大比武中，我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而我的同学加战友姜敦雷，在写作的路上，高歌猛进，他写的文章，先后在《解放军报》、《人民前线》和《前线文艺》上发表，获得了领导们的充分肯定。

我和姜敦雷彼此互相勉励，那时的我们，对未来都充满了憧憬和期望。

但在1978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那天中午，刚刚吃过午饭的我，忽然被陈指导员叫了过去，他对我说了一件事，让我一下子心乱如麻。

陈指导员告诉我：“咱们连队有一个提干名额，但你和姜敦雷一文一武，不分伯仲，最终究竟该推荐谁，我和连长两人特别纠结……”

说真的，我很希望获得这次推荐的机会，但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决定让给我的同学姜敦雷。

我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希望他未来的人生能够一片坦途；

第二，我是城市户口，将来退伍后，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他来自农村，退伍后的生活，是一个未知数，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

于是，在第二天上午，我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告诉给了连长和指导员两人。他俩闻听，都对我伸出了大拇指。其实，我并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夸赞，我只是遵从自己的本心罢了。

指导员将我的决定告诉姜敦雷时，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说到动情处，他抱着我哭了。我郑重地告诉他：“在部队，你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让我失望！”

退伍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背着挎包，提起行囊，和战友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姜敦雷抓着我的手，迟迟不愿意松开，就要到了离别的时刻，我回头，最后再看一眼那熟悉的一切，心里在呼唤着，别了，姜敦雷；别了，战友；别了，连长和指导员；别了，我的营房；别了，那花那草；别了，我的军营生涯！

于是，抬起头，挺起胸，迈开双腿，踏上归途。

列车启动了，我忽然看见站在送行队伍中的指导员和排长，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神情，我的心在颤抖，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已不能言语，只能挥舞着自己的手，把所有的情感，凝聚在掌上……

我退伍回家后的第二个月，我被安排到县里的地税局工作。

由于自己受过军营的锤炼，我深信军人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即便当时工作条件特别艰苦，我依旧没有半句怨言。

那时人们对税收还没有太多的了解，工作很难开展，而且交通不便，出门靠骑自行车，我负责的那几个乡镇的税收，有时常常忙得昏天暗地。

通过我的努力，工作慢慢有了起色，后来我也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工作上更加得心应手。
星光不负赶路人，到1997年时，我已经做到了副局长的位置。

而我的同学姜敦雷，自从被提干后，也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在军营的妻子，他一路凯歌，在1998年转业时，已是副团职，这对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而言，已经是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了。

他在我们县公安局工作，没想到时隔近二十年，我们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生活。

我们两家相处一直都很愉快，遇到难处，都会相互帮忙，我们的孩子都考上了重点本科大学，而且，都在南京工作，在2007年，他儿子成了他的女婿。

如今，我和姜敦雷退休已经六年，在我们老家县城的街头，如果你看到两个老人一同散步，一同逛街购物，说不定那就是我和姜敦雷。

战友情，一生情，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