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街头“裸女画家”：生前穷到住漏风公寓，死后一幅画狂揽3亿

1966年巴黎的寒冬，顶楼公寓的破窗挡不住刺骨冷风，65岁的常玉倒在冰冷地板上，胸口压着本卷边的书，满屋瓦斯味呛得人窒息。门房被异味引来时，他已离世多日——左腿还绑着硬纸板，那是前些天修漏雨屋顶摔伤后，自己勉强找的“绷带”，边缘渗着干硬的血迹。最后，是他打工的餐馆老板凑钱，把他埋进了城郊贫民墓地，没有墓碑，没有亲友送行。

谁能想到，半个多世纪后，他的《五裸女》在佳士得香港拍卖会上，以3.039亿港元刷新亚洲艺术品纪录。更讽刺的是，他刚去世时，公寓里的画作被按捆卖给废品小贩，总价凑不齐一顿晚餐。“生时无人问，死后价连城”，这不是荣耀，是刻在他一生里的悲凉——他追逐了一辈子的艺术，活着时连块面包都换不来。

常玉本不该如此。1901年，他生于四川顺庆书香世家，父亲常书舫是当地有名的画师，尤擅画马与狮子，家中六子唯有他继承了艺术基因。大哥经营四川最大丝绸厂，人称“常百万”；二哥掌控上海最大牙刷厂，家底殷实的他，自小不用为钱发愁。10岁想学画，父亲立马请“晚清第一词人”赵熙教他书画；16岁赴上海旁听美专课程，后又去东京美术学校深造，从头到脚都是“富家公子”的体面，那时的他，从没想过日后会为一支画笔，在餐馆刷十几个小时盘子。

1920年，20岁的常玉随林风眠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可对他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逐艺。别的学子靠洗盘子谋生，他每月有大哥的汇款，足够穿考究礼服，在咖啡馆读《红楼梦》，累了拉小提琴，或是和法国姑娘聊艺术。友人王季冈记得，那时的他“美丰仪，不烟酒不赌，眼里只有画与自在”，就算汇款迟了啃干面包，也能对着速写本画一下午，没半点愁容——他以为，艺术与体面会永远陪着自己。

可他的艺术，从一开始就带着“不讨喜”的倔强。别人挤破头进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正统技法，他偏选无师的大茅屋画馆：买张门票就能对着模特画，画成什么样全凭自己。更特别的是，他始终用中国毛笔创作，笔下人物皆为裸身，线条流畅却无半分情欲，只剩纯净曼妙。24岁时，他的画入选巴黎秋季沙龙，画商围着想买，他却把画送给学生，说“画画不为卖钱”，好友庞熏琴多次见他拒收钱款，眼里满是对“铜臭”的不屑。

1929年是他最风光的日子。他结识巴黎顶级收藏家侯谢——毕加索、杜尚的经纪人，堪称欧洲艺术“风向标”。侯谢见他的画后，在日记里激动写道“他真是了不起，才刚起步”。靠着侯谢引荐，常玉认识毕加索、马蒂斯，出入杜勒里沙龙等顶级场合，还成了首位登上《法国艺术家名人录》的中国人。同年，他与巴黎贵族女子玛索结婚，连徐志摩都在信里羡慕“常玉家有德有美，恨不得飞去巴黎同享”。可他没察觉，这份风光全靠家族资助与侯谢赏识支撑，一旦崩塌，世界会瞬间倾颓。

崩塌来得猝不及防。1931年，大哥去世，常家企业倒闭，汇款断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他很快陷入困顿，玛索也因他无养家意识（卖画钱全请客，还典当她的首饰）、流连裸女模特的流言，坚决离婚。此后，常玉再未娶妻，而侯谢的疏远更致命——他对画商提“约法三章”（先付钱、不看创作、不提意见），还常“放鸽子”，收了钱交不出画。1932年，两人因金钱纠纷彻底断交，没了侯谢背书，画商们转投同期风格相似、却对市场极配合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门下。吴冠中后来评价他“因放任失机，落得终生潦倒”，这话戳破了他所有骄傲。

此后几十年，常玉成了巴黎最落魄的人。一年卖不出一幅画，只能打零工糊口：餐馆端盘被骂不敢还嘴，编中国菜谱赚的稿费不够买画笔，做水泥工手上磨满血泡，给家具厂画屏风还被老板扣钱。可再难，他也没放下画笔——请不起模特就剪画报描摹，买不起颜料画布就用装修剩的油漆、纤维板创作，油漆味刺鼻，他却凑得很近，生怕漏一笔。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心疼他，自费办展，29幅画一幅没卖，弗兰克求富商表哥买画，对方竟说“用打印机换行不行”，常玉默默把画全送了弗兰克。

1956年，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劝他回国当教授，过安稳日子，他摇头“在这里自在”；后来台湾邀他定居，彼时他重病无钱就医，仍说“一个人爱画就画，不孤单”。黄永玉拜访时，见他住漏风顶楼，一年卖两三张小画过活，却笑着说“能画画，就不觉得苦”。

他生前最后一幅画是《孤独的象》：苍凉旷野里，一头小象独自奔跑，似要消失在风里。他指着画对朋友笑：“这就是我。”那笑容里的孤独，没人能懂。

常玉的一生，是对“坚守”最悲凉的注解。他拒向市场妥协，饿肚子也不改一笔；拒过安稳日子，冻得发抖也要守着艺术；用油漆、纤维板作画，全世界说他的画“不值钱”，也没停过笔。有人说他傻，可当我们看着《五裸女》的天价，看着《孤独的象》的孤寂，不禁要问：若艺术生前无人认可，需以潦倒为代价，这样的坚守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