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章士钊提及张申府工作安排问题，毛主席：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1949年10月间的一天傍晚，章士钊端着茶杯随口一问：‘主席，张申府的去处确定了吗？’”毛泽东抬头笑道：“别急，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一句玩笑话，让在座的人都愣住了。许多人只知道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助理员，却未必清楚当年给他分派活计、催他整理卡片的正是张申府。那段尘封往事，至此重被想起。

毛泽东与张申府的缘分要追到1918年深秋。彼时毛泽东初到北京，为筹措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暂寄居岳父杨昌济家中。杨昌济把女婿介绍给张申府，请他在北大图书馆照拂一下这个“湖南小伙子”。于是，毛泽东成了图书馆助理，负责归架、贴标签、搬书柜。张申府身为代理主任，每天会把待整理的书目塞到毛泽东手里，还偶尔逗他：“今天可别再漏掉德文拼写。”毛泽东爽朗一笑，埋头苦干。日复一日，两人虽师生相当，却更像“班长”和“新兵”，互相打趣、彼此敬重。

就在这种近距离接触里，毛泽东第一次系统接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文献。张申府常把新进书籍拿给这个勤奋的湖南青年：“有兴趣就先看，读透了再来交换意见。”多年后，毛泽东跟友人谈起早年经历，说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好奇，就来自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的那一声“先看吧”。

如果将镜头再往前推两年，会看到更年轻的张申府。1916年，他已在哲学系助教的位置上小有名气，跟李大钊、陈独秀在编辑室里通宵赶稿，创办《每周评论》，把《共产党宣言》片段第一次公开刊发。那时，“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些词还很陌生，但《每周评论》在校园里传阅速度惊人。“不懂也要先读一遍。”北大学生私下这样说。当先锋刊物把北平空气搅得滚烫，五四运动应声而起，张申府站在前线，手举标语，成了红楼一隅最显眼的身影。

北平的火种，很快延烧到上海。1920年夏，张申府冒着酷暑南下，向陈独秀取经建党细节。回程途中，恰逢哲学大师罗素到访，他索性陪同左右，顺带把罗素演讲内容整理成文，寄给北大学生阅读。“要想理解罗素，先把逻辑学搞明白。”他在信里补上一句——惜字如金的习惯，毛泽东后来也学了几分。

同年冬天，他搭船去法国，肩头多了一项秘密使命——扩展海外党组织。同行的刘清扬一路聆听他的马克思主义讲义，抵达巴黎时已转变成坚定的革命者。周恩来这位“法国老邻居”则在图书馆长椅上与他彻夜长谈，最后由张、刘二人联名介绍入党。周恩来后来回忆那晚的情景时说：“申府兄把巴黎天空讲得像一张地图，标出每条街的矛盾与希望，听得我心里一阵发热。”那是1921年春，一个改变历史的小组就此诞生。

旅法工作并不轻松。张申府得靠写稿赚法郎，一边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一边组织同志分发资料。有意思的是，旅欧青年里军人出身的不多，朱德算一个。1922年深秋的柏林街头，朱德敲开他的出租屋，一身旧军装，还带着硝烟味。张申府递上热咖啡，问了句：“还想入党吗？”朱德放下行囊，郑重点头。几个月后，入党介绍人的空白处写上了两个名字：张申府、周恩来。

风雨总比阳光多。1923年，生活所迫，他循西伯利亚铁路回国。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车厢里，他偶遇奉孙中山命出访的蒋介石。二人只简单寒暄，但这段相识让日后广州之行少了阻力。到广东后，他既在大学任教，又参与黄埔军校筹建，成了校内第一位中共成员。学员招考时，他一口气把周恩来、聂荣臻、熊向晖等名字递上去。周恩来抵穗那天，二人并肩站在珠江码头，远远望见蒋介石指挥码头哨兵，张申府低声感慨：“此人刚愎，日后怕是要麻烦。”果不出所料，几个月后他与蒋介石在校务会上激烈争执，拍案而起，拂袖离去。

1925年的上海阴雨连绵。中共四大上，张申府因对均权问题持不同意见，被一些代表讥作“理想主义者”。会后，他独自走到石库门弄堂，情绪激动之下递交退党申请。李大钊苦口婆心、赵世炎连夜劝阻，他却意已决：“不在党内掰扯，可能对革命更有利。”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但他答应：永不与党为敌。

退党后，他漂泊多城，投身抗日救亡。清华因他的激进言论将其解聘，武汉军委因经费紧迫迟迟不给批条。他吃住拮据，却仍在《救亡日报》上连续发表《论科学与民族命运》。1940年初夏，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点名斥责他“煽动学潮”。仅几日，他即被除名。周恩来得知后，立刻在《新华日报》开辟“科学专页”，先让老朋友养家糊口再说。

抗战胜利，国共和谈轮番登场。作为民盟代表，他常在宴会厅与周恩来握手，又在走廊里给毛泽东递纸条，充当“第三方”。1945年重庆谈判那十余天，他与毛泽东重叙北大旧事。毛泽东笑问：“当年在图书馆，你管得我可紧。”他摆手：“那算哪门子管，你那时就像一团火，谁都拦不住。”

新中国筹建之际，中央统战部商议安置老民主人士。章士钊提到张申府，毛泽东立刻说：“他是我老上司，放回书海最合适。”于是，北京图书馆出现了一位满头白发的研究员。每天一到九点，他准时坐在古籍阅览室，先拿六份报纸浏览时事，再批注康德、黑格尔，偶尔起身去小窗前晒太阳，神情淡然。

1980年，他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偶有记者来访，他只谈哲学，不谈政见。有人问他一生最自豪的事，他沉思片刻，答：“带着大家读书。”当年巴黎咖啡馆、柏林阁楼、广东课堂，以至北京图书馆的长桌，他始终拿着书本，招呼青年：“先看吧。”

1986年6月20日凌晨，张申府在睡梦中离世，享年九十三岁。八宝山追悼厅里，花圈环绕，挽联寥寥。最醒目的那副写着：“先师风范，长存学林。”题名：毛泽东。一横一竖间，是半个世纪的敬意，也是对“顶头上司”的最后致敬。

细数张申府的一生，角色变换之快令人咂舌：北大助教、巴黎小组书记、黄埔政治部副主任、民盟发起人、终身自由学者。从中共第一批党员到退党人士，再到“老朋友”，标签反复，立场多次转折，但他始终没有放下书本、没有背弃科学与民主的信念。毛泽东那句“我的顶头上司”，不只是幽默，更是一种承认——承认早期革命征途上，那位为青年递书、为理想奔走的人，曾在历史关键处推开了第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