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和雄回忆：赵一曼牺牲前几个月，她的惨叫犹如来自地狱的声音

1946年7月中旬，东北局干部乘卡车驶入刚刚光复的哈尔滨。尘土飞扬的石板路旁，一块新木牌挂上墙——“一曼街”，这是哈市战后最早被改名的街道之一。围观的市民低声议论，“赵一曼”三个字仿佛带着体温，新中国尚未成立，然而这位女共产党员的血与火已深刻烙在城市记忆里。

时间往回拨十年。1936年春雪未融，哈尔滨警备司令部阴冷的地牢里，赵一曼被吊在房梁，她的腿伤溃烂，血水滴在冰冷石板上。日本宪兵队特务山本和雄记录下那场惨不忍闻的逼供——“她的惨叫像从地狱里爬出，却从未提到任何一个同伴的姓名”。山本后来在战犯收容所写下悔过书，那一页因泪水和墨迹混杂而模糊，却意外留下最直接的旁证。

追溯赵一曼的生平，1923年冬天是分水岭。大姐夫带着几本《向导》杂志返回宜宾，十九岁的她第一次读到“无产阶级”一词。那一晚，她在油灯下抄写：“把个人的心跳交给民族的呼吸。”手迹尚存，可见笔锋犀利。

1926年夏，赵一曼在北方正式加入党组织。次年被推荐到黄埔武汉分校，她是该校名册上的首批女学员。教官曾评价：射击、骑术均列前十。更难得的是纪律意识，晚上十点熄灯号一响，她立即关灯，连谈话声都没有。日后她带兵作战，这股雷厉风行派上了用场。

1927年9月，蒋汪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赵一曼被秘密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出发前，她与同学陈达邦在海格码头短暂告别。“革命要紧，你别回头。”她只留下一句，随即登船。四个月后她发现怀孕，党组织考虑到身体原因，让她先返国。客船抵上海时，她挺着五个月身孕，依旧随运输队搬卸枪械，船工看得目瞪口呆。

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赵一曼奉命潜往黑龙江海伦，组织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1933年3月，海伦城外冰封的嫩江畔爆发激烈战斗，二团以不足三百人的兵力击溃五百余日伪军，俘获机枪八挺、步枪百余支。当地百姓夸她“赵团座点子正、枪法狠”。

日军随后悬赏五千日元要她的头。1935年11月，林海雪原中一场遭遇战，她腿部中弹被俘。珠河县监狱的第一次拷问持续两个小时，记录官写道：“对党组织、对联络暗号，一问三不答。”宪兵换了马鞭，抽到第七下，她晕厥，泼盐水醒来后，冷笑一句：“共产党没有软骨头。”

利诱不成，酷刑升级。电击、辣椒水、老虎凳……各种手段轮番上阵，时间长达八个月。哈尔滨医务所的护士宋云秀曾偷偷给她换药，剪开裹得结痂的绷带时，脓血夹杂白色碎骨渣落满床单。宋忍不住哽咽，她低声说：“要不截肢？”赵一曼摇头，“留着腿，或许还能跑出去打日本人。”

越狱行动在1936年3月夜色里展开。警卫员李树德伪装醉汉，替换巡逻岗哨，赵一曼在窗口跳下，脚踝当场再次骨折。逃亡仅持续不到两小时，街口就被宪兵围堵。日军随后迁怒所有协助者，宋云秀和李树德双双被捕。此后审讯更为惨烈，山本在笔记中写：“监狱能用的刑具，都在她身上试过。”他承认自己多次在深夜听见她的喊声却浑身发抖，这是一个军人最不愿面对的恐惧——敌人无法被精神击垮。

1936年8月2日清晨，松花江畔传来三声短促枪响，赵一曼倒在河滩乱石间。开枪之前她要求给百姓写几行字。“同胞们，不要为我悲伤。中华民族终将胜利。”守卫粗暴押她签字，她拒绝，干笔划在纸上——末尾仍然没有透露任何机密。

哈尔滨解放后，搜获大量敌伪档案。检索发现，赵一曼的拷问记录从未出现组织信息，唯有密密麻麻的“拒答”字样。档案员合上卷宗，长叹：“多顽强的女人。”的确顽强，但顽强背后是对信仰的硬度，一点折扣都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山本和雄1949年被押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在一次教育谈话中，他提到自己至今仍不敢听尖锐的哨声，因为那会让他想起赵一曼被刑具击打时的惨叫。对一个侵略者来说，这是良心最沉重的回响。

1957年，赵一曼之子陈掖贤首次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面对母亲遗书，他默默站立良久。据工作人员回忆，离馆前，他对着玻璃柜低声说：“母亲，我记住了。”那一年，他已二十九岁，正准备赴基层参加铁路建设。铁轨在北疆延伸，也仿佛把母亲当年未竟的道路继续铺展开去。

今日行走哈尔滨，人们会经过以“一曼”命名的街、校、园。路牌上的名字不说话，却让每位匆匆过客都能想起——有个人曾在地牢里用血肉写下三行誓言，让中国人挺直脊梁。战争远去，钢铁城市的寒风依旧，可那股“绝不背叛”的热度，仍然在这座城市的肌理里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