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我和我的老师

2007年12月12日清早，没起床就接到先生的二女儿应云的电话，说先生于凌晨2:55走了。我不敢深问，也不忍深问。想像中，在重症监护室里，他应该是孤零零地一人走的，因为在那样的地方，亲人不可能围绕在他身边。

我一边起床，一边想着该打电话一一通知的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平静的。毕竟先生上呼吸机已经将近一个月，这个结果大家都预料得到。可是这天不同，因为这天是我的生日，一早就有人来电话祝福，我告诉他们说先生走了。然后我放下电话去厨房，走到洗碗池旁边，就在拧开水龙头的一刹那，泪水忽然就涌上双眼，我在池边站了很久，眼看着它们一滴又一滴地滴落在水池中。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忽然意识到，我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永远地离去了。

回忆点点滴滴，恰如那个早晨落在水池中的眼泪。

说起来我是先生首批招收的两名硕士研究生之一，也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先生生前弟子如云，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都得自于他门下的，我既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然而我和先生的关系还不止于此。童年时期我家与先生一家曾同住在北京大学的中关园，可以算得上是邻居。这个如今颇有名气的中关园，本是因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并从城里的沙滩迁到原来燕京大学校址之后，专为安置教职人员而建的。园子由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沟隔成东西两部，故以“沟西”与“沟东”相称，东西之间以一道小石桥相连。我家住沟西，先生家住沟东，两家隔沟相望。由于那时候从北大东校门和东南校门出来后要进入中关园，只能走沟西的一大一小两道门，所以石桥便成为沟东住户往来的必经之路。而我家恰恰住在这条必经之路的北边，每天看着窗外的人们来来往往，便成为我儿时难忘的记忆之一。直待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在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中，有那么多的知名学者、知名教授，那么多的学术界和科技界的泰斗级人物，但正经历着从“反右”到“反右倾”再到“四清”和“文革”那一系列煎熬折腾的人物们，在我心目中却不过是某某同学的爸爸、某某同学的妈妈，他们不仅平平常常，有些还灰溜溜的。

先生就是我每天漫不经心地看着从桥上过往的一个，我只知道他是“湘云的爸爸”,但他给我的印象似乎比其他人深刻一些，可能因为他不是北大的教职工，而是“外单位”的人，所以与其他人上下班的时间不同，也可能因为他当时已经被打成右派，所以我印象里的他，总是形单影只地一个人匆匆而过。他当时应该也就四十岁刚出头吧，却被我当成了老头。

从刚会识字的时候开始，就读着把这帮教授揭发得体无完肤的大字报，目睹着他们被批判、被羞辱、被强迫抽打自己耳光的我，那时候只想早早离开这个倒霉催的园子，飞得越远越好，我以为天下任何地方都比这里更明亮，任何人也都比这些人活得更干净和光彩。我去内蒙古插队，到农村教书，然后又回到北京，考上大学，我并没有，也从没想过要报考北大，本科时如此，考研究生的时候仍然如此。却再也没有想到，大学毕业时，我报考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本以为与北大毫不相干的，却投进了我儿时再熟悉不过的那个园子中的那个“右派老头”、那个“湘云爸爸”的门。这一大圈绕了整整二十年，结果，还是回到了当年出发的地方。

也是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先生与我母亲是燕京大学先后的同学，抗战时期燕大迁校到四川成都的华西坝时，母亲还选修过他的课。师母与母亲也颇熟络。师母姓涂，母亲每每见她，仍按照在燕京大学时的习惯，称她为“涂先生”。说来有趣，我被民大录取，

第一个得到消息的竟然是我母亲，那天师母从先生口中得知消息后，便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到中关园的副食店，她知道我母亲每天必到那里买菜，两人接上头之后，就挎着菜篮子传递了这一情报。

至今记得那天师母对我母亲说的那句话，她说：“你女儿跟着我们老王(她在我面前一直称呼先生为‘老王’)能学到什么啊，他什么也不会。”我从未把这话当作笑话听，也从不认为这是一种客气，我深知刚刚从被打成“右派”的浓重阴影中挣扎出来的先生和师母，心有余悸到何等程度。

考入中央民族大学(那时候还是中央民族学院)跟随先生攻读满族史研究生那年，我已经三十三岁，是一个五岁孩子的母亲了。与我同时考入民大的研究生们虽然年龄普遍偏大，我也是他们中最大的一个，何况在所有大龄同学中，只有我一个是女生，显得颇为显眼，从入学考试的时候开始，就不断承受着人们不解的目光和各种各样的议论，这让我备感压力，也很自卑。因此第一次见先生时，虽然彼此都熟识，没有一般学生初见老师时怀着的那种紧张，但心情却颇忐忑。当别的先生招收的弟子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时，他的第一个学生却是我这样一个孩子妈，我拿不准他是否会感到难堪和失望。而当我讲出我的顾虑时，他咧开嘴笑了，他说年龄大好啊，学历史是要阅历的，我还就想要你这样年龄大的学生呢。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他招研究生，就专门招年龄大的，小的不要。这话本身并无特别之处，在他说来或许也很随意，但在那个特定的情境下给予我的，却不仅仅是一般的安慰和鼓励，是一颗让我以后跟从他安心读书的定心丸。

那年先生已经六十有九，也就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那批老学者，还会有重新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如果像后来的我们这样，人过六十就一概退休，他的满腹经纶根本不再会有人理睬，他也很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走完自己的余生，而不能再焕发光彩。总之，他能重新登上讲台，我能重入校门拜在他的门下，我们都赶上了末班车，这是太难得的缘分。

我明白他对这个机会的珍惜甚至要超过我，毕竟那时候我还年轻。而对先生，最好的年华却已不再了。

入学没几天，我就患急性中耳炎，医生认为必须立刻手术，于是还没开始上课，我先住进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手术过后，按规定应该在医院再住一周，但我恢复得好，便待不住，第五天未经医生允许就偷偷跑回了家。再想不到的是，先生打听到我的情况，竟然让当时历史系的教学秘书王彬老师陪同，恰赶在第五天头上到医院探望我，结果当然是扑空。后来听王彬老师说，先生觉得既然来了一趟，我回家了，那就索性再去我家吧，而我其实没回自己家，而是跑到了民族大学的婆婆家，先生又再次扑空。

这事让我很不好意思。那时候的人出门都没有车，先生是乘公交车去的医院，在从医院转道去我家的时候，偏又赶上332路车从北医到北京钢铁研究院的一段修路。那时候修路是不管不顾的，砂子石头堆得乱七八糟，人们只能下车步行，而先生还为我买了一套上下册精装本的《四库全书总目》!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携带那么重的两部书跑了那么远的路来与我捉迷藏，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想像的事。亦可见他对能够招收研究生一事，是何等的看重。

我这辈子也带过学生，我的学生有的也住过医院，我不是对他们不好，但我却从没有亲自到医院去探望过哪怕一次。

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实在是我们这些人，也是全国人民最乐观、最充满希望的时期。那时候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叫作“噩梦醒来是早晨”,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情。“文革”已成往事，知识分子已经被正式承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被改造、被革命的对象，他们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人们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而且会越来越好，教授们潜心治学，学生们安心读书，校园里的气氛单纯并充满朝气。可惜的是，那段时期太短暂了。

先生当时在历史系任系主任，有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办公室，那房间的采光极好，阳光从宽敞的窗户照射进来，洒在窗台上那盆所有他的学生都熟知的、他从洪业先生那里继承下来的葱绿鲜嫩的铁线草上。我与小萌学兄每周两次到他的办公室，与他一起围坐书桌旁，听他为我们授业解惑，是让我最快乐的事，那种快乐发自心底，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温馨、那么难忘。

那时候先生的身上，已再没有我儿时留下的那种孤独、灰黯的印象，他的双眼亮晶晶，八十多岁时仍然如此。与我们交谈时，他很热衷于提问，尤喜欢看我们回答不出来时的窘态，每到那时候，他眼神里就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情，又像幸灾乐祸的调皮，以至于直到今天，到他过世五六年之后，我只要想起他，首先浮现出的，还是他眼中那种与年龄并不相符的神采。

清楚地记得入学第一年，先生要求我们两人精读的两部书，一部是魏源的《圣武记》,一部是王庆云的《石渠余记》,他认为这是学清史的人必须细读的两部入门读物。读前者，是要我们从纵向上，对清朝军政大事有个整体的、概括的了解；读后者，是想让我们从横向上，对清代各种典章制度尤其是与经济政策有个初步的认识。在这两部书中，先生尤重《圣武记》,入学第一年，他带着我俩一篇篇讲解，一篇篇分析，每读到篇后的“臣源曰”,都会进行一番讨论。不仅如此，几年后我师从他攻读博士学位，他命我读的第一部书，仍然是《圣武记》,仍然是每周到他那里，一篇篇地讨论，一篇篇地分析，只不过读法不同了，他会要求我事先将魏源书中所涉相关事件的其他文献记载尽可能多地查阅一过，然后再互做校勘比对，从中发现问题。即使再小的问题，哪怕一个句逗，他也不允许我放过。我查阅的史料如果不如他期望的多，他就会生气。我本是个粗粗拉拉，大而化之的人，在他严厉目光的逼视之下进行这样的训练，让我多少养成些严谨认真的习惯。何龄修先生曾赞誉他，说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位还能继承乾嘉学派考证余绪的学者，我是通过两次细读《圣武记》,才多少有些领略的。

然而我从先生读书，开始时最受益处并不在学史，反而是在写作上。大学四年好读书却不求甚解，鲜有练笔写作的机会，以至于一要动手写文章，下笔就有千斤重。而我和小萌兄初学《圣武记》时，先生曾要求我俩每周写一篇五百字的议论文，每一呈上，先生都亲自阅看。这种限字数写文章的做法看似简单，训练的是如何用尽量少的文字把一个问题完整表达清楚的能力，每做一篇，都颇费斟酌。但一个学期下来，却让我对自己以后的行文有了一个要求，那就是简洁。事实上简洁所要求的不仅是文字表达的功力，更是一种思考的习惯，因为对一个问题想清楚，有条理，是文字简洁的前提。先生对文字的重视是一贯的。我的博士论文稿，几乎每一页都有先生用红笔作的批阅修改，基本上改的都是文字，每每拿出示人，人们都会惊叹：“改得这么细!”这部手稿，现在已经成为我的珍藏。

我们入学时先生还特别要求的，是掌握好两种语言，一是外语，一是少数民族语，对于我们学清史的学生来说，首先就是满语。先生自己对语言的学习就不遗余力，对于前来拜访他的美国学者或学生，他总是主动与他们用英语交流。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的时候，他也曾自学俄语，据他自己说已经到了能阅读一般文章的程度，不过后来又都忘了。师母则不止一次控诉他，说他那时学俄语之痴迷，到了孩子跌倒在他身边哭，他都顾不上扶的程度。

先生对我们的语言学习是颇为上心的，他曾特别托付过当时还很年轻的季永海老师，嘱他认真教我们满语。我的英语老师陈观胜也说过，他有时候在路上见到先生，先生总会站住，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老师们自然总是说好话而不肯告刁状的，他就会相信而且当真地高兴。

在我们读书时，学习满文的重要性远远没有成为清史学界的共识，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把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必修课的更是罕见，先生安排我们去档案馆实习时，也难得见到其他院校的学生在。先生能开风气之先，或者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时受到柯立夫等教授的影响，或者是自己多年研习清史的体会，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反正学习满文，利用满文档案来研究清史问题，从我们一入清史之门，便成为我们治学的方向。我和小萌兄的硕士论文，就都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大量满文档案之后做出来的。重视文献、重视档案、重视满文档案，使我们从治学的开始，就在史料的搜求运用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接阅读用本民族语言写下的自己的历史，又使我们对这个民族、这个朝代，有了不同于传统的认识和解读。后来先生的弟子日多，各有所成也各有所长，掌握满语满文并大量查阅满文档案研究和认识清代历史，遂成为我们治史的特长。以至于最终成为“王门”的特色。

80年代我在先生身边的时候，深知先生对清史的学科建设，有过认真的思考和自己的一套路数。他也积极地想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这集中地表现在由他建议、呼吁、设计并多方奔走努力得以实际开办的满文清史班中。1986年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满文清史班终于正式招生。按照先生的要求，这个班不再像以往两次那样，仅仅学习满文满语，而是将语言的学习与历史的学习结合起来，让学生们毕业以后不仅立刻就能从事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在进一步深造以后，也能够成为清史研究的优秀人才。所以他坚持要将这个班开设在历史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设在民族语言系，强调学习清史各项课程的时间不得少于对满文的学习。先生还亲自上阵，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周两次、每次两节为他们开设清史专题课，讲授清代官制、兵制、法律和经济政策。其时我刚刚毕业留校，参与了先生与历史系诸位领导、老师辛苦筹办这个班的整个过程，也曾一堂不落地跟随先生为这个班的学生授课。这个班毕业时恰赶上那个特殊时期，学生们不仅未能如愿分配到对口单位即北京和辽宁等地的档案馆，甚至还被取消了报考研究生的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改行了，满语几乎荒废，先生颇具远见的设想化为泡影，每每想来，便令人叹息扼腕。

我最喜先生的就是他的率真，他从来不“装”,他不擅掩饰，不做作，也不因自觉是个大学者而在人前道貌岸然，而始终真实、自然、直率，甚至天真。生气也好，高兴也罢，都会直接表现出来，姚念慈兄将他这种性格特点归结为他的“平民本色”,确实说到了点上，也是我们弟子们的共同感受。

对他的率真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与他谈起陈寅恪的书，我说我正在努力读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但怎么读也读不懂。我以为我会挨骂，他却咧开嘴笑了，他说读不懂吗?那好。我忙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也读不懂。

他有时候也对我们摆老师架子，尤其是对我，但往往是在有外人的时候摆给外人看的。在私下里，则始终对我们平等相待，高兴的时候，甚至容忍我们的顶撞。他也会与我们这帮年轻人一般见识，会像与同辈人一样和我们生气，这尤其表现在酒桌上。先生爱酒，他说他的老师文如先生说过，做他的学生必须要会两样，一是饮酒，一是做诗。我有一次接过他的话头，我说我们都只会一样，就是饮酒，可是都不会做诗啊，我们是不是都别当您的学生了?他说唉唉唉，会喝酒就行了，诗嘛，既然不会做，就不必计较了。

我那些年经常到先生家吃饭，师生间也常常相聚。不仅年节，平常的日子也会找个由头聚在一起。多数是在先生家，不过也有例外。记得一次是我乔迁新居，那时候我住在圆明园，从民大乘车到北大西门之后，还要步行好长的一段路，先生、师母竟然屈尊，和一众师兄师弟齐聚我家；还有一次是为小萌与奇文瑛过四十岁生日，众人商定将宴席设在达力扎布家。小萌去邀先生，记得小萌很诚恳地对先生说，今天是他的四十大寿，他要请先生吃烤鸭，先生大笑，说“只要有烤鸭吃，二十大寿也行啊”。小萌自觉失言，先生却不计较，携师母欣然前往。

在先生家的相聚多在年节，师母和应云往往从一大早就要开始准备，每次都是丰盛的满满一桌子。师母擅长湖南菜，我喜欢吃她做的菜，更喜欢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气氛。每当这时候，先生会一改在办公室时的严肃，尤其是有好酒的时候。酒有时候由先生提供，也有时候是弟子们携来。记得先生几次得意地出示他的藏品，一次是他从台湾带回的金门高粱，我知道金门高粱是台湾名酒，就自那次始。还有一次是蒙古的朋友送他的成吉思汗白酒，好不好我不懂，反正在那时候，就都是稀罕物了。

酒是我们师生相聚的谈话中心，先生喜欢讲他年轻时喝酒的往事，每讲起就兴头十足，我们听了多遍，耳熟能详，后来常常是他一提起开头，我们就知道他下面该讲什么,于是就七嘴八舌地把故事接着讲下来，这令他有些扫兴，但他也并不怎么见怪，只消停顿一会儿，他就会兴致勃勃地开讲下一个。饭局也就这样热热闹闹地继续下去。

先生最爱听的吹捧话，是说他众弟子哪个的酒量也不如他，听到这话他就会非常得意。我的酒量还行，但根本品不出酒的好坏，瞎跟着起哄而已，却也从未喝醉过，当然先生再喜欢斗酒，也不会与我这样一个女生斗。对男生们就不一样了，他好像很愿意看着他们醉倒在他面前。于是，聚会的结果往往就不太美妙，几位师弟喝得酩酊大醉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每到这样的时候，师母会赶紧搭上临时床铺，力劝其住在家里，待酒醒后再走，但这些醉汉也往往非坚持回家不可，结果或是连人带车摔在沟里，或是躺倒路旁，甚至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却一头栽倒。我有一次向先生描述某师弟酒后醉态，先生竟然像小孩子一样，笑得从沙发上滑下来，师母一边指责他太不像样子，一边也忍不住捂着嘴笑起来。

师母去世以后，再在先生家聚会已成为不可能，但我们知道先生爱聚、爱吃，就总找出各种理由邀上他一起出去吃饭，这是先生最高兴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单位老远地跑到他家，他没等我坐稳就戴上帽子，穿上大衣，我说您这是要上哪儿去?他说你来，不就是要请我吃饭吗。我说那您也得让我坐会儿，喘口气啊，他说哼哼，原来你舍不得请我，那就我请你吧。

说到这里，师生间当年的趣事，又一一浮现到眼前，却永远不可能再现了。

人世间有些事，非得自己也到了那个年纪，也遇到了那样的问题，才会理解。譬如师生间的关系，也只有自己当了老师，也有了学生，也对学生抱有殷切希望的时候，才会懂。

尽管我与先生相识甚早，尽管我是他的第一个入门弟子，尽管他从不摆老师架子而平易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与他的相处就更容易，更没有问题，当然也不意味着我就不怕他。

我从来不是他期待的那种好学生。自幼在北京大学的环境中长大，见识过知识分子们在“反右”、“文革”时被批判、被凌侮的遭遇，早就使我丧失了对“教授”这一头衔和身份所应该持有的敬畏之心。“文革”与下乡的十年经历，使我变得外表上吊儿郎当，内心里却桀傲不驯。而家务繁重、孩子年幼，也常常令我操劳分心。当年民族大学浮噪喧嚣的风气也影响到我，令我难以静心钻研。所以，虽然在外人看来，我是颇得先生青睐的大弟子，但实际上，我却与他冲突不断。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年我总是让他不满意，让他失望，他好像从来就没给我过好脸。

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我读博的头一年，具体原因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我先针对什么事发表议论，我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读书也应该如此。他说你什么时候“张”了，我看你就总是“弛”,明摆着是自己不用功，还找理由。我没注意他的脸色已经不好看，还继续没轻没重地说，我没少“张”啊，您没看我这一个暑假都没休息啊。他说你是没休息，你是到内蒙古玩儿去了，那也算念书对不对?我说那是您记错了，我是去年去的内蒙。他说明明是今年，你自己说的，你怎么又不承认呢。我坚持说是他记错了，他便突然发起脾气来。我那次真觉得很委屈，因为我与当年的知青同学一起回内蒙古探望插队时的老乡，确确实实是一年以前。我说他是欲加之罪，不讲理。正闹到不可开交时，师母跑了出来，一边往我手里塞了一袋苹果，一边把我往外推，说天不早了，赶紧回家吧。我记得我出门时还往先生那边看了一眼，他一动没动，铁青着脸坐在那里。

那次我生了好几天闷气，只觉得他的脾气发得没道理。后来找我的，是系里的总支书记张型著,她说王先生为我的事，专门找过她了。我说找你?找你干什么?她说你们王先生组织观念强，这是主动找党汇报思想啊。她说先生谈了你这一段的表现，说看你成天晃晃悠悠的，他着急。张书记还劝他：“您是不是管她管得太严了?我看她各方面都还挺不错的嘛。”先生则加重语气说：“可是她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啊，她就是不去做!”先生还解释说：“我这样说她，不就因为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嘛。”

我积了几天的怨气固然在顷刻间就烟消云散，但也隐隐有些担心，假如我们师生每发生些问题都要“组织”来出面解决的话，岂不成了系里众人的笑柄!好在这样的事没有再发生过。我始终也不知道，先生是否知道书记与我谈过话。反正我和先生此后也再没提及过此事。

我是慢慢才明白先生的苦心的，他为学生着急操心，他希望他的学生努力、认真并且学有所成，但他并不擅长于表达，那次冲突之后尤其是如此。也许作为他的第一个学生，又是个既不听话也不温顺的女生，他不知道该怎么掌握轻重才好。我只知道我怕他，却不知道他对我也有束手无措的时候。那一代的老知识分子，很多都是这样。在我之后，他连续几届招的博士都是男生，他跟我说过，他也很想招个女孩子，我问为什么,他说女孩子好，女孩子听话。我极快地接口说，可是我就不听话。他很意外地看看我，我想在他心目中，我与所谓的“女孩子”恐怕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吧。

回想起来，他后来对我的评价，满意也罢、批评也罢，很多都不是直接对我，而是由师母代为转达的。师母在转告我的时候，会将他的表扬夸大几分，也会将批评减弱几分，但我从来都相信，她不会有任何隐瞒。在这些转达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博士论文答辨通过之后的那天，师母说，这下好了，“我们老王”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昨天紧张得一夜没睡着!我那时候多想让先生夸我几句，多少给我个好脸，但他在我面前却什么也没表现。

师母一度成为我和先生之间的“安全阀”,这是我迄今感谢师母的。

但我后来在做学问上的确比以前认真了很多，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而没有去做，这不仅成为我常常问自己的话，也成为我要求学生的一个标准。

很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成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的时候，才知道师生之间如何相处，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简单的事，它其实也是一门学问，甚至是比自己做学术研究更难的学问，因为学生不是自己，招收时未必能由自己选择，入门后也并不能全凭自己掌控。直到这时我才逐渐明白对学生来说，做什么事是会犯老师忌讳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生会将老师激怒；而对老师来说，什么样的批评责难会使学生寒心，甚至与老师结下不解之怨。我发现先生当年感到棘手为难的一些事，我也同样感到棘手；先生处理不当的一些事，我也同样会处理不当。但无论怎样，我终于理解了先生的一番苦心，恰如我对学生也曾下过的苦心一样。要把学术一代代“薪火相传”下去，是先生常说的话，也是我和先生共同的愿望。

所以，在先生八十华诞的纪念会上，当师弟师妹们推我代表全体弟子讲话时，我曾说过，虽然会议向与会者展示的，是先生几十年从事学术研究撰写的学术专著,但我觉得，他还有更重要的成果，那就是我们，我们这些弟子。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花费的心血，并不亚于写一部书。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在公开场合向先生公开表达的我的感激。

我与先生的略有些紧张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我1993年离开民大。促使我离开民大的原因不止一个，首先当然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新创建的社会史研究室对我的莫大的吸引力，同时则是反感民大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公平和充斥于各机构的歪风邪气。虽然迄今为止我对自己当年的选择仍感庆幸，但我不应该以为先生根本不在乎我的离去。直到离开民大几年后，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先生当时的失落，才意识到我对他的不体谅，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我也曾想弥补，却也深知这样的事，是做什么也弥补不来的。也就是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如果这事换作是我，如果我的第一个学生，又被我留在身边多年，却坚持要调走，而且走得那样决绝，没表现出一丝留恋，我的心里会怎样。每想到这里，我就对自己当年的表现颇感后悔，直至如今。

离开民大之后那些年，我国内国外地跑，奔的是自己的前程。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去先生那里的次数很少，只有师弟师妹们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会把我叫去参加，而我的意见还往往与他不一致，甚至会与他争辨起来。但我越来越感到，他对待后来的学生，再没有当年对我那样的严厉，我只以为是他带的学生多了，越来越理解学生，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再加上年龄越大，待人接物也越宽容所致。直到我自己也有了好几个学生时才发觉，我总是感觉不满意的、批评得最多也最严厉的，其实才是我最在乎的、所抱期望也最殷切的学生。

2006年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完成论文，先生知道后，欣然应允担任她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为照顾他，我们特地将答辩会场安排到中央民族大学，怕他累，一再劝他不要久留，只要到会场宣布开会，把答辩委员会成员介绍完即可离去。但他执意不肯，不仅听完博士生对论文的陈述，还按照程序，提出自己的问题，一直坚持到答辩会上半场的结束。这是先生一生中主持的最后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也是他拼尽最后的力气，对我所做的最后一次托举和鼓励。

1998年夏天，师母在厨房因地滑而跌倒，当时我在美国。回国后赶去先生家，她已经卧床不起，不久就溘然长逝。师母的去世让我非常难过。我母亲去世早，多年来我一直将她当作自己的母亲，在外时惦念她的健康，归来时享受她的慈爱。在师母的告别会上先生没有说话，反倒是嘱我写了一篇告别词，代表大家在会上宣读。他仍然不擅于表达感情，即使对相濡以沫多年的师母也一样。那一天我看着坐在师母遗体边的先生，感到的再不是威严，而是仿佛骤然降临的衰老和孤独无助。

师母逝世以后，先生对我的态度，明显地越来越温和，他不再像一个严师，而更像一个慈祥的、看着我长大的长辈。只要见到我，他就要谈起师母，他总说师母最护着我，我知道他想她，他需要有人倾听他对师母的思念，他知道我最懂得这一点。

后来的日子，我去先生那里的次数远比之前频繁，而且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呼朋引伴，而总是单独一个人去，我知道他愿意这样。很多个下午，我们长时间地面对面地坐在他家的客厅里，话题会回到很久远很久远的过去，我们谈成都的华西坝，谈后来的燕京和北大，还有中关园，和已经拆迁一空、面目全非的海淀镇。有一次我们谈起海淀当年那条叫作老虎洞的胡同，还一一细数胡同从东往西的那些店铺。还有一次谈起泄水湖边那排老槐树，我记得的是槐树掩映下的派出所和粮油管理处，因为我从乡下回城，都要去那里领粮票，办户口，他则忆起那里旧日的基督堂。从他来说，能找到一个与他共同经历过那些事件和地点的人，已属不易；从我来说，有这样一位见证过自己甚至自己父母过去的老人，又是何其有幸。那时候这样的谈话，温馨中总带有几分伤感。我往往会从下午坐到黄昏，看着夕阳将余光透进来，洒在那盆被师母多年精心照料过的铁线草上，虽然那时的铁线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葱绿鲜嫩。

终于是连那样的对坐也不可得，先生几进几出，最终没有能再走出医院。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我还是愿意一个人去看他，在他的病床边静静地坐上一阵。我曾乘去成都出差的机会专程去过华西坝，拍了一堆那里的建筑和风景给他；也曾和小萌利用我们去哈佛大学开会的机会，特地到哈佛燕京学社，拍了我俩与洪业先生照片的合影。他见到这些照片，都非常高兴。我还与他约定，等他出院的时候，请他去吃他念叨过多次的国宴“无名居”,他听到这里总会高兴地答应“好”,虽然我和他心里都明白，永远不会再有那一天，却不知道这是我在安慰他，还是他在安慰我了。

有一次我独自去看他，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我眼见生命从他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消失，但他的意识还十分清醒。就在那次他对我说，有我们这几个学生，是他一生中最欣慰的事，他一个一个地念出我们几人的名字，还颤颤巍巍地从被子里伸出大拇指。我又意外又慌乱，我问他，您这是在夸我们吗?您是在夸我吗?他说对。我说这辈子，您还从来没这样当面夸过我呢。他说，那是因为，夸你的人太多了。

好像一块积郁心中许久的石头突然落地，我轻轻地呼了一口气。我终于知道，我没有让他失望。师生相处到最后，互相都能说出，都敢说出没让对方失望，算不算得上是一种境界呢?我想是的吧。

与先生相处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时间转瞬就过了六年，今年竟然已经是先生的百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本来我只想将对先生的回忆藏在心里，因为一旦说出口，好像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但如今永君兄提议要做一部众弟子怀念先生的册子。此事既然不得不做，那么也好，就写出来吧。弟子不文，聊表心意而已。愿先生和师母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