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到一，七年磨一剑：华人科学家如何打造出影响因子4.5的《Antibody Therapeutics》？

石慧玲 | 撰文

王晨 | 编辑

2025年6月，当科睿唯安（Clarivate）发布最新的《期刊引证报告》时，一本名为《Antibody Therapeutics》的年轻而且蓬勃发展的期刊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创刊七年后，它正式获得了首个影响因子：4.5。

“对于一本学术期刊而言，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其在全球科学界治疗性抗体工程领域影响力的证明。”期刊创刊主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终身高级研究员、著名抗体专家何苗壮（Mitchell Ho）教授的话语中透露着欣慰。

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华人科学家群体从零到一，在兴趣的引领下，打造一本学术期刊的历程。

这本期刊的诞生，与一个名为“华人抗体协会”的专业组织紧密相连，它的初衷，源于一群当时主要在美国工作或者留学的华人科学家对专业交流的渴望。

一个“知识圈”的呼唤

故事要从大洋彼岸的波士顿说起。当时，一批深耕于抗体工程和抗体药物研发领域的华人科学家，常常想要交流却遗憾找不到组织。

在2016年的一天，何苗壮教授应后来成为华人抗体协会创会会长的王守业博士的邀请加入一个位于美国东岸波士顿的抗体兴趣小组。这个兴趣小组主要由一群在抗体工程及抗体药开发领域有着浓厚兴趣的华人科学家组成。

抗体，这个被誉为“分子导弹”的领域，自上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就承载着精准治疗癌症的梦想。从最初鼠源抗体的免疫排斥，到90年代Protein Design Labs （PDL）和基因泰克等公司开创的“人源化”改造，再到如今ADC（抗体偶联药物）、T细胞衔接器、CAR-T细胞疗法等前沿技术的百花齐放，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好的肿瘤靶点非常稀缺”、“找到‘有效’的治疗用抗体并非易事”，何教授在访谈中一语道破了该领域的两大核心瓶颈。这不仅需要海量的基础研究，有时甚至需要勇气和运气。这是一个宏大的领域，交叉融合了生命科学、医药工程、化学、数学乃至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抗体协会在创立之初，王守业会长、何苗壮教授以及安志强教授(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Antibody Therapeutics》副主编)等人敏锐地意识到，非常有必要为全球从事抗体研究的华人科学家们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园。他们希望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围绕“抗体”这个核心，坐在一起深入交流，互相学习。

于是，“华人抗体协会”在抗体兴趣小组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在协会筹备阶段，创办一本专属学术期刊的想法就已经被提了出来。何教授提议把新期刊的名字定为《Antibody Therapeutics》（抗体药物）。

一本“不可能”的期刊

“创办杂志这个想法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苗壮教授回忆道。

在美国创办一本新期刊，最大的困难并非行政审批而是经费和稿源。 华人抗体协会在创办之初的前5年向合作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支付了部分出版费用。“稿源”——那些顶尖的科学家，为什么要把自己最好的研究成果，投给一本全新的期刊？

这正是对主编最大的考验。幸运的是，何苗壮教授不仅是该领域的权威学者，更是这个国际学术圈的核心成员。他是国际抗体协会（The Antibody Society）历届董事会中唯一的华人，也是有关国际期刊《mAbs》的创刊编委，与领域内许多奠基者和核心人物都有着深厚的交情。

创刊初期，何教授邀请自己的博士后导师Ira Pastan教授以及领域内的其他泰斗级人物投稿。凭借着这份信任和认可，一批高质量的开创性文章为期刊奠定了声誉的基石。当这些文章发表后，期刊的口碑开始发酵，主动投稿的稿件也纷至沓来。

“短篇小说”的价值与“服务社区”的初心

顶级期刊如《Cell》、《Nature》、《Science》，偏爱发表叙事宏大的“长篇小说”。但何教授认为，有很多同样重要、极具价值的研究，可能因为篇幅精悍，或是太过前沿，而难以被传统顶刊接纳。

《Antibody Therapeutics》的定位，正是为这些“短篇小说”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

“我们的选稿范围极其包容。” 何教授强调。无论是热门的高影响力研究， 如抗体工程和肿瘤免疫治疗，还是相对“冷门”但同样扎实的领域，如抗体药生产工艺的技术改进，只要与抗体工程和抗体免疫治疗相关，都会被一视同仁。

这种包容性，决定了期刊不会为了盲目追求影响因子，而去刻意挑选某些类型的文章。“如果我们的唯一目标是把影响因子做高，我们完全有办法做到。”何教授说，“但这会违背我们为‘创新’和‘价值’本身提供比较全面公平的同行交流平台的初衷。”

除了包容，速度是期刊提供的另一个核心价值。“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让同行尽快看到自己的成果，其意义远大于一个数字。”在疫情初期，期刊通过加速审稿，成为了全球最早发表新冠中和抗体研究性文章的平台之一，这正是其“服务科学社区”理念的最佳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Antibody Therapeutics》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不久发表一篇标题为“COVID-19 antibody therapeutics tracker: a global online database of antibody therapeutic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的论文，该论文是基于华人抗体协会与上述的The Antibody Society在新冠爆发之初就迅速联合开发的在线程序，用于线上实时追踪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出来的在研发阶段的新冠抗体。

该论文目前已被引用了上百次，这个线上新冠抗体追踪程序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访问量近百万次。何苗壮教授对促成这个程序的开发以及这篇和The Antibody Society合作的这篇论文的发表都发挥了关键桥梁和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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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是结果，不是目的

从创刊第二年被Scopus收录，到第三年被PubMed收录，再到如今获得影响因子，《Antibody Therapeutics》的每一步都走得飞快而扎实。

何教授直言从未担心过期刊拿不到影响因子，“这只是迟早的事。”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守学术道德与出版规范。科睿唯安审查的并非分数高低，而是期刊是否拥有严格的同行评审、清晰的利益冲突管理和对科研伦理的遵守机制。

“我们对质量的把控一引以为傲，杂志编辑部的骨干们、文章作者和专家评审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每一篇文章都经过至少2-3名、甚至更多位审稿人的严格评审。我们的原则一直是宁要质量，不要数量。” 基于这样一个一直不变的初心，《Antibody Therapeutics》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力的论文。

比如在双抗领域，来自药明生物(WuXi Biologics)的作者（药明生物CSO, 《Antibody Therapeutics》编委顾继杰博士系通讯作者）在2020年在《Antibody Therapeutics》发表了一篇标题为”Biology drives the discovery of bispecific antibodies as innovative therapeutics“的综述论文，该论文迄今已经被下载/阅读了44,000余次，被引用近百次，在业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影响力。

在抗体偶联药物(ADC)领域，目前双载荷(dual payload)ADC是目前非常火的细分领域，而早在2019年，著名ADC专家Christoph Rader博士就在《Antibody Therapeutics》发表了标题为“Dual-mechanistic antibody-drug conjugate via site-specific selenocysteine/cysteine conjugation”的论文，引领了该领域的发展，该论文发表后已经被引用了70余次，被下载/阅读了上万次。值得一提的是：Christoph Rader博士也是《Antibody Therapeutics》的编委。

除了上述大火的双抗和ADC领域，免疫细胞因子(immunocytokine)是最近才开始火起来的另外一个细分领域。著名免疫学学者傅阳心（Yang-Xin Fu，清华大学教授，《Antibody Therapeutics》编委）2021年在《Antibody Therapeutics》

发表了一篇标题为“Next-generation cytokines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的论文，对免疫细胞因子的未来发展方向做了前瞻性的展望。该文迄今已被引用了66次，被下载/阅读了15,000余次。

对于欧美或工业界的科学家来说，期刊的声誉和被PubMed收录，远比一个具体的数字重要。但影响因子的获得，无疑会对那些评价体系更侧重分数的机构（如国内许多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研究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这个好消息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优秀稿件汇入这个平台，进一步加强全球华人科学家的交流与合作。

从一个热血的想法，再到一个专业的国际协会，最后到一本被国际认可、拥有第一个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Antibody Therapeutics》的七年，是华人科学家群体力量的见证。

它证明了，坚持学术的纯粹与交流的初心，就能浇灌出最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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