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与清代乾嘉学术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乾隆四十五年（1780），翁方纲与丁杰商议聘请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画一幅郑玄像（《复初斋文集》卷十二《送顾文子进士归兴化序》）。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吴骞得到一幅郑玄像，“幅巾深衣，秀眉而疏髯”（《吴兔床日记》），丁杰给他去信，催促他尽快刻石拓印传播。嘉庆九年（1804），山东巡抚铁保上奏，题请以郑玄四十九代孙郑宪书承袭五经博士。嘉庆十九年（1814），胡承珙、胡培翚在考知郑玄生日之后，率领十余人在京城万柳堂为郑玄公祭祝寿，并在五年之后再次举行，将这一风气推向全国（《研六室文钞》卷八《汉北海郑公生日祀于万柳堂记》）……

为什么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们会如此重视郑玄？

众所周知，郑玄遍注群经，在汉魏之际即有“经神”之称。东汉以来，汉儒家法分立，各家之间由于秉受师法不同，传说各异。官学中有博士家法众说纷纭，而民间又有《周礼》《左传》等古文经典，欲与今文学争锋。因此，儒生普遍希望能有人将经学异说统一，从而获得一个完整、有具体体系性的学说。郑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求学时起，立下“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志向，在游学洛阳、关中之后，绝意仕进，归乡教授，从而完成了以《周礼》为中心，以礼学贯穿群经的庞大体系，使经文之间的冲突之处一一得以解决。随着东汉统治的瓦解，论证汉制合法性的今文经学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由于郑玄经注打破今古文学的界限，使得经书重获确定性意义而大放异彩，迅速风靡全国，形成了皮锡瑞所谓的经学“小统一时代”。

然而在此之后，随着玄学与佛学融入中国传统思想，人们对郑玄学术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比如东晋时期的高僧名士支道林就瞧不起王坦之，“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世说新语·轻诋》），认为郑玄已经落后于当时的文化潮流。唐代学者元行冲希望以魏征改编《礼记》而成的《类礼》取代郑注《礼记》，而作《释疑》一文，其中讲到“康成于……之中，理纷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是在批评郑玄于避黄巾之难中注经，而无法向当时通儒请益，导致“章句之徒，曾不窥览，犹遵覆辙，颇类刻舟”。宋代理学大盛，学者多以体会“圣人之意”为功，故纷纷批评郑玄经注不合“圣人之意”。虽然朱熹有“郑康成是个好人”的评价，但由于整体学术风向转变，南宋中期以后，学者对于郑玄已不再重视，认为郑学不过名物训诂而已。理学家建构出一套由尧舜而始，经孔、孟心传至韩愈、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的“道统”谱系，彻底跳过了汉唐经学。简言之，就是将德性修养看得高于文本知识。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后来就连五经的社会影响也远逊于朱熹选定的《四书》，而郑学更鲜有问津者。

明代弘治元年（1488），程敏政上奏提倡孔庙从祀改革，就是这种学术风气演变的结果。孔庙从祀者一直是孔子亲传弟子及此后的历代名儒，并不特意强调其学术背景到底是经学还是理学。然而到明代中期，程敏政上奏提出，从祀孔庙者应当“文与行兼，名与实副，有功于圣门而无疵于公议者，庶得足以称崇德报功之意”。程氏以此为理由，要求将戴圣等八人罢祀，而将汉晋经师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改祀于乡。虽然在弘治元年，程敏政此议未获礼部通过，但在此后的嘉靖九年（1530）首辅张璁却完全参照程氏奏议为蓝本，对孔庙从祀进行了改革。原本孔庙从祀，首重学术影响，学派宗主相对次要，所以汉唐经师与唐宋名儒可以荟萃一堂。至嘉靖九年从祀改革后，宋明理学地位提升，汉唐经学地位下降。郑玄退出孔庙从祀，也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学术彻底让位于道统。

明清易代后，汉人儒生纷纷反思何以明朝会亡。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曾在明末度过青年时代，对于当时士人疏于学问、侈谈性理有切肤之痛，于是提出“理学经学也”“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诸论，意在弥合理学与传统经学的疏离。略晚于顾、黄二人的颜元则更是直接走上了反理学的道路。此时，郑玄作为汉唐经学的代表，自然重新回到了学者们的视野中。作为明清之际北方理学家的代表，孙奇逢在其所著《理学宗传》中专列《汉儒考》一门，将董仲舒、申培公、倪宽、大毛公载入，最后以郑玄为殿军，并评价郑玄：“著述之富，莫过于康成，而以学未显著，改祀于乡，盖因宋儒以训诂目之，未许其见道，遂没其传经之功。”（《理学宗传》卷一二《汉儒考·郑康成公》）这些生发自理学内部的意见，推动了雍正二年（1724）郑玄重祀孔庙，也象征着经学重为学者所重。

乾嘉学者重视郑学，实际上是以惠栋一系开启先声。传说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在其书房中曾手书楹联“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张悬，一说此语出自康熙朝学者阎若璩。从中不难看出，在惠士奇心目中，学问应以服虔、郑玄为宗，而品行则要追步二程、朱熹。惠栋幼承家学，其著作《九经古义》在《易》《书》等部均推崇郑玄佚注，而在《后汉书补注》等书中也广引郑注。受到惠栋的影响，其门人王鸣盛则以郑学为主，撰写《尚书后案》，并在给褚寅亮《仪礼管见》作序时公开表示：“文字宜宗许叔重，经义宜宗郑康成，此金科玉条，断然不可改移者也。”王鸣盛的妹夫钱大昕，在为陈鱣《郑康成年谱》作序时则从另一侧面评价郑玄：“有济世之略而审时藏器，合于‘无道则隐’之正，此大儒出处所有异乎逸民者流与？”钱氏将郑玄的不仕上升到“出处进退”层面来看待，这种论调在以往颇不常见。作为王鸣盛、钱大昕二人青年时代的同学挚友，王昶自称其“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曰郑学斋”（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一《郑学斋记》），此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请戴震为其作记，以宣扬其推崇郑学之意。王鸣盛、钱大昕、王昶三人，均为乾隆十九年进士，他们将推崇郑玄的风气带到了北京，从而影响到在这一年投奔京师避祸的戴震。一时之间，“汉学”初现峥嵘，而郑玄则成了汉学旗号之下学者们共同仰望的高峰。

为什么惠栋门下乃至汉学一脉的学者，会自然而然皈依郑玄门下？这与乾嘉汉学的学术方法有关。钱大昕在给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作序时提到：“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向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潜研堂集》卷二四）这正是惠栋一门的学术心法所在。他们讲求经义由训诂出，理学之弊就在于不通而直说义理，训诂自然越古越接近于圣人本意，而郑玄注正是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同时也最具体系性的经文训诂。这一想法基本上被当时学者所接纳，所以当章学诚遇到戴震时，被戴震振臂高呼“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所惊骇，进而反思“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章氏文集》卷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桂馥在周永年、戴震、丁杰的规劝下，“取注疏伏而读之，乃知万事皆本于经也”（《晚学集》卷六《上阮学使书》）。对乾嘉学者而言，郑玄无疑最符合他们心目中以训诂条贯群经的典范形象。就连对汉学并不满意的翁方纲，也希望罗聘能给他画一幅郑玄像，正是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群体中学术风气转变而产生的艺术需求。

乾嘉之后，郑玄的学术地位越加稳固，至晚清皮锡瑞、张锡恭、曹元弼等人，更加注重阐发郑学要旨，他们对郑玄的研究，对今天的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此可见，如何看待郑玄，是经学最核心的议题之一，从中可以看到整部中国学术史的演变脉络。郑玄的三《礼》注、《毛诗》笺已经与经文紧密绑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阅读五经，就无法回避郑学。当下学者尝试建立中国古典学，讨论儒家经典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时，郑玄仍然是我们未来研究经典诠释的重要基点。

（作者：华喆，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