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女性的私人欲望有多简单？从工厂生活就能看出来

1921年彼得格勒的寒冬里，纺织女工安娜裹着破旧围巾走进集体宿舍，在床头刻下第三道划痕——这是她本月拒绝工段长骚扰的次数。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内，女革命家科隆泰正在起草《新妇女论》，宣称“满足情欲应如饮水般自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共同勾勒出苏联早期女性解放运动的撕裂图景。

科隆泰那套东西，小册子发到车间里，桌上放着，女工们下工了就围着看，组长在后面站着抽烟，流水线那边分活儿，谁去哪个位置，一句话的事，好干的活儿都给了谁，累的活儿又归了谁，年轻的女工总被叫过去，组长就说帮个忙呗，给你安排个轻巧的，晚上留一下，你不答应，第二天就让你去那台旧机器，那按钮硬得要命，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也没人管你。

女工们私下说册子里讲人人一样，可谁跟上头的人近乎，谁的日子就好过，不听话的，背后就有人说闲话，讲你这人脾气不好，不跟大家一条心，册子里还讲什么“性自由”，女工们心里都清楚，这是自由还是权力换个说法，谁不明白。

晚上回到宿舍，八个人一个屋，床挨着床，连个挡板都没有，早上有人来查房，床单扯起来当个帘子，就想有点自己的地方，管理员一把就给你拉开，还说你这是破坏集体，说宿舍是大集体，不能搞个人主义，这是孤立大家，有女工怀了孩子，配给券直接扣一半，说是影响生产，厂里的托儿所位置根本不够，好位置都先给了管事家的亲戚，这事谁不知道。

工资这事儿，墙上公告栏贴着《劳动法典》，白纸黑字写着男女一个工一个价，可工资条拿到手一对，女工的钱就只有男工的三分之二，车间的机器坏了，技师就让你去仓库问，哪个女工跟技师住一块，那她的机器就从没停过，管布料的仓库也是，谁跟里头人熟，就能挑到好料子，剩下的都是些次品，也没人问，大伙儿心里都寻思，这感情哪是自己选的，都是为了活下去，册子里讲什么“感情独立”，车间里谁信这个。

给孩子上户口，去幼儿园填表，没结婚生的就问孩子爹是谁，你不写就办不成事，柳波芙那会儿就不想说，保育员就在走廊里大声喊她的名字，说她这人“品行有问题”，孩子给退了回来，别的女工都看着，怕自己也碰上这事，就偷偷找小诊所打掉，医生少，钱又贵，法律上说能打，可实际上谁敢正大光明去。

打完仗，厂里男的没剩几个了，那2700万不是个小数目，车间里看过去全是女的，男女比例都快一比二了，谁还管什么感情不感情的，国家这时候出政策，生孩子给发奖章，叫“英雄母亲”，生十个就能拿，可光给奖章，谁来帮你带孩子，工厂还是那个工厂，女工白天守着机器，晚上回家守着孩子，还谈什么性自由，根本没那个精力去想。

科隆泰自己，后来那阵风过去了，人被调到瑞典大使馆当秘书去了，她写的那些书也从架子上拿了下来，再没人提了，公共食堂是盖起来了，托儿所也建了，女工们天天排大队领饭票，工会还整个“母亲工时”的本子记着，听着是帮女的，其实就是把男女分工写死在表格里，这道理谁都懂。

后来翻档案馆的卫生报告，车间里得病最多的就是精纺车间，那里的组长就最喜欢讲个性解放，缝纫车间的女工们就自己凑钱买药，搞了个互助社，你帮我我帮你，一下子感染的人就少了四成，大家看着这个数，才明白过来，自由不是上面人嘴里说说的，是一块儿想办法解决问题，那个理论能不能用，还得看大家自己怎么干，用互助换来安稳，这才是真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