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连续担任三届中央委员，78年被免职回家务农，有一个终生遗憾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8年春天，王国藩回到了河北遵化老家。

那天，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提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的不是文件，而是一双打了补丁的布鞋。

没人通知，也没有欢迎仪式。

他自己走进了“穷棒子社”的社员大院，跟几个还在场上的老社员打了个招呼。

有人认出他，小声嘀咕：“是国藩回来了。”然后就都沉默了。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经连续三届中央委员、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十次的劳模，就这么回来了。

回到了当年那个只有三条驴腿、一张破犁、连四面墙都凑不齐的地方。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倒回到1950年代初。

那时候，全国刚解放，农村什么都缺。

缺粮、缺工具、缺人心。

尤其是心，最难聚。

王国藩当时不过是个普通农民，家里穷得叮当响。

他没什么特别的背景，但他看得比别人远。

他说：“咱这穷样子，靠各家各过是过不去的。

得拧成一股绳。”

于是他找了23户最穷的农民，凑了一块地，说要试试合作社的办法。

有人笑他，说你这不是胡来吗？三条驴腿配一张破犁，还想干大事？

可王国藩是那种不爱说大话、但认死理的人。

他定了几条规矩——不能借、不能要、不能伸手。

靠自己种地，靠自己吃饭。

刚开始真挺难。

有一次，社里几天都没油水，几个社员饿得脸色发青。

区里书记知道了，送来五十块钱救急。

他没接，说：“咱说好了不借不要，不能破例。

书记急了：“你不收钱，社员饿地里咋整？”这话说得重了点，王国藩抿了口水，低声说：“那我先借着，账上记着。”最后还是收了。

但这笔钱，成了“穷棒子社”几十年里唯一一次接收外援。

第二年春天，地里冒绿了。

不光冒绿，还冒出了希望。

那年的粮食产量是四万五千八百斤，几乎是周边村子的两倍。

这个数字后来被报上去了，一路传到了北京。

1957年，他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大会上，毛主席亲自把一面奖旗递到他手里，说：“你是劳模，是共和国的功臣。

那一刻，他眼圈红了。

但没掉泪。

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咱23户人熬出来的。

从那以后，他被一次次请去参加会议、学习班，给全国各地的干部讲经验。

大家都说他是“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中央委员”。

可他从没忘自己是个农民。

每次开完会，他都要回村。

回村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去地里转一圈。

哪块地长得好，哪块地肥力差，他心里门儿清。

“穷棒子社”后来变成了一个符号。

很多人模仿他们的做法，但没几个能真的学到精髓。

王国藩说：“不是学咱的形式，要学咱那股劲儿。

他那时候常讲一句话：“人穷志不能穷，社穷心不能散。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硬骨头”精神，到了70年代末，跟新的政策方向就有点不对劲了。

1978年，农村开始搞“大包干”，合作社模式逐渐淡出。

王国藩的那一套，被视为“过时”了。

他也就顺势退出了工作岗位。

有人说他是被“撤职”，也有人说是“内退”。

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不是他干得不好，是时代往前走了。

他没闹、没争，也没说话。

只是回了村，继续种地。

他说：“我不当干部也不怕，地还在，人还在。

但他确实有个遗憾。

晚年有人问他：“你这一辈子还有啥放不下的？

他想了一会儿，说：“唉，最大的事儿，是没能继续把合作社做下去。

那时候，咱们刚摸着点门道。”

这不是抱怨。

他也接受现实。

但他始终觉得，农民单打独斗，走不远。

他说：“富不是一天的事，得有人带头，也得有人肯吃亏。

他就是那个一直肯吃亏的人。

别人吃饭他种地，别人歇着他修渠。

有人问他图啥，他笑笑：“图个心安。

直到去世前，他还坚持每年春播时去地里看几眼。

哪怕背有点驼，脚走不稳，他也要站在田头看看麦苗长得好不好。

他走的那年，村里人给他立了块碑。

碑不大，石头也普通，但上面刻着五个字：“不借 不要 不伸手”。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那样叫过“穷棒子社”。

• 参考资料：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编，《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纪实》，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
•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人物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王宏斌，《共和国农民代表——王国藩纪实》，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