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价格低迷根源、政策效果评价与完善分配制度

高培勇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以上观点整理自高培勇在CMF季度论坛（2025年第三季度）（总第70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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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MF季度报告，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第一，价格持续低迷的原因是什么？其源头在哪里？这些原因和源头与以往究竟有何不同？第二，在应对价格低迷问题的政策功效究竟有多大？其投入产出比如何？

一、价格低迷的原因和源头

如果从供给与需求平衡的角度探讨价格持续低迷的原因，无疑会得出“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结论，最终表现为需求不足。如果这一判断确实成立，那么，借鉴日本的反通缩经验，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扩张力度。但是，202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并非如此简单，要相对复杂得多。这也是我们一直不主张操用“通货紧缩”或“产能过剩”来解释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原因。

今年1-8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3906亿元，同比增长4.6%。这个增速数字，较1-6月的5%下降了0.4个百分点，这一变化正是第三季度价格水平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如果将这一数字与前十年相比，拉长时间区间进行观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其变化趋势。以疫情为划界，2020-2024年这五年间，社零年均增长率为3.64%，今年1-8月份的4.6%较3.64%提高了接近1个百分点。这说明2025年在拉动消费、提振消费方面的政策安排已经显现出一定成效。再向前追溯五年，2015-2019年的社零年均增长率为9.44%。以9.44%作为参照，今年1-8月份的4.6%则下降了接近4.8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价格水平相对低迷与消费需求状况直接相关，并且集中体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价”和“量”两个因素的乘积。“量减”或“价降”都会导致社零增速的下降。当前社零增速的下降并非主要源于“量”的减少，而是由“价”的下降导致。价格的下降，又并非单纯由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引起。除此之外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收入水平的变化引致了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调整。

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集中反映消费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其下降的逻辑链条似可归结为：当前收入水平的变化引致了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变化，从而引致了消费行为的调。换言之，当前价格水平的相对低迷，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消费者因预期变化而导致的消费结构调整。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前提下，人们可能出于更加谨慎的考虑，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和服务。当前消费不仅与收入水平有关，而且与财富积累状况有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消费不仅是收入的函数，也是财富积累的函数。

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价格水平持续低迷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调整引致了人们对未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预期变化，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当前消费和价格水平。

第二，在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状况时，我们不能再简单套用以供求关系分析为主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式，而必须在此基础上纳入“预期”因素的考量。只有将预期及其变化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变量之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二、政策效果评价

今年以来，政府在提振消费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再到此后出台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始终聚焦在“提振消费”上。这又集中体现为3000亿元的以旧换新财政补贴政策。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

根据湖南省商务厅发布的公告，截至2025年6月30日，2025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共计970.38万笔申领补贴，累计申领金额75.3亿元，累计带动销售金额570.57亿元。在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391.81亿元中，占比达5.5%。可以说，政策产生了积极效应。但若从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衡量，其效果并不那么尽如人意。

其背后的原因似可归结于，政策调节的功能主要是应对短期问题，其核心在于“逆周期调节”。所以，政策举措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性的问题。

从长期来看，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仅取决于经济运行的态势，也不仅取决于能否较快走出经济下行周期，更在于未来分配制度的走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前所讨论的“分配”或“分配制度”与以往所说的分配有所不同。过去我们谈论的分配，既包括居民个人层面的分配，也包括企业法人层面的分配。如今所讨论的分配制度，在党和政府的各类文件中，已明确聚焦于居民个人层面的分配。唯有立足于居民个人层面的分配，才能最终体现分配制度的实质意义。

当下所讨论的分配，也不仅仅局限于收入分配，还涵盖财富积累。在当前的经济分析和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分配”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收入分配”。然而，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关于分配制度完善的目标已被明确概括为两个方面：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因此，我们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必须聚焦并落实到居民个人层面，必须将视野从收入分配延伸至财富积累。事实上，当前财富积累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在考察基尼系数时，必须突破一般意义上的基尼系数，深入研究“财富分配层面的基尼系数”。这一指标通常显著高于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基尼系数。以上两个方面需纳入我们的研究与分析视野。

三、完善分配制度

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完善分配制度的系统论述。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这两句话的重点在于再分配问题。初次分配固然重要，但完善初次分配的制度与机制可能是一个慢变量，需要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也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协调与配合才能实现。再分配制度的完善则是政府可以直接掌控、并在短期内见效的变量。

关于税收，以实现“两个规范”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意义上评价现行税制，有三个重要数字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10%。在现行中国税收收入中，居民个人以纳税人身份直接缴纳的部分不足10%，即直接缴纳比例明显偏低。

第二，0%。在现行税制安排下，财产继承和赠与为零税负。例如，父辈毕生积累的1亿元财产在分配给子女时无需缴纳任何税收，这在国际上几乎绝无仅有。

第三，90%。我国90%的税收是通过企业缴纳的，即通过企业“这只手”缴纳，而非由企业直接承担。在涉及分配问题的框架中，企业作为法人主体，其缴纳的任何税收最终都会转嫁给个人。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税收制度，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实现再分配目标。

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可以统称为基本公共服务，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与可及性的改革目标。从现实情况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乡差距，即城市与农村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二是所有制差距，即体制内与体制外群体之间存在差距。因此，若要完善分配制度，必须重点解决城乡居民与不同体制覆盖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问题。

“十五五”时期能否在政策调节与刺激之外，探索出一条以改革开放为根本之道、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道路，是我们亟需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必须跳出传统经济分析框架，针对经济运行中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做更符合中国现实的研究与分析，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