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陆游李清照都是岳飞同时代的文坛巨匠，为何对他只字不提？

当我们回望南宋那段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历史，几个光辉的名字总会同时浮现：以笔为剑、词风豪放的辛弃疾与陆游，以及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女”的李清照。而与他们几乎同时代，有一位用生命诠释“精忠报国”的武将——岳飞。

岳飞

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是，在现存的三位文坛巨匠的诗词作品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直接提及岳飞的明确文字。简单直白地说，就是辛弃疾、陆游、李清照，为什么不写岳飞？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心态与历史真相。

时代的隔膜与文学的“用典”传统

首先，我们需要摒弃一种后见之明：即认为岳飞在当时就已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符号化的民族英雄。在岳飞生活的时代以及他冤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事迹和影响力更多局限于军政领域，并未立即成为全民皆知的文化符号。

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宋代诗词，尤其是词的创作传统。宋人作词，尤其讲究“用典”，即引用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前代诗文中的故实来含蓄地表达情感、增加作品的深度和厚重感。

李清照

这些“典故”通常需要具备两个特征：

一是时间上的距离感，是经过历史沉淀的“古事”；

二是文化上的共识性，是士大夫阶层共同熟知的故事。

如同王安石、苏轼这样的文坛领袖，在他们去世后，其事迹也罕有立即成为词中典故的，因为他们是“今人”而非“古人”。岳飞、韩世忠等人是同时代的军政人物，他们的故事属于“时事新闻”，而非可供引用的“古典”。对于追求典雅、含蓄的词体而言，直接书写当代将领的功绩，更像是一种纪实性的颂文，而非文学性的表达。

辛弃疾、陆游的词中充满对孙仲谋（孙权）、刘裕、廉颇、李广等古代英雄的呼唤，正是这一传统的体现——他们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环境的微妙与岳飞案的特殊性

岳飞的命运为其“缺席”增添了另一重复杂性。岳飞于1142年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死，此事在当时是南宋朝廷一桩极大的政治丑闻和敏感话题。直到1162年宋孝宗即位后，才为岳飞初步平反。这二十年间，公开谈论、赞美岳飞是具有风险的。

即便在平反之后，这种敏感性也并未完全消失。为岳飞平反，固然是顺应民心、激励士气的举措，但这也意味着承认了宋高宗和秦桧当年的错误。对于当时的士大夫而言，在文字中直接、高调地歌颂岳飞，某种程度上可能触及皇权的尊严，显得不够“得体”。

陆游和辛弃疾都曾多次在仕途上遭受排挤打击，他们对风向的感知是敏锐的。他们的诗词中充满了对恢复中原的渴望和对投降派的愤慨，这是一种更普遍、也更安全的情绪表达。与其具体地歌颂某一位可能仍有争议的已故将领，不如泛泛地抒发爱国情怀，这样既能引起共鸣，又能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麻烦。

陆游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何韩世忠、张俊等其他抗金将领也未被提及。韩世忠虽得善终，但晚年也因主战而受压抑；张俊后来则依附秦桧，参与构陷岳飞，名声有污。因此，不提具体当代人物，是更为普遍和谨慎的创作选择。

历史形象的塑造：岳飞如何成为“民族英雄”

我们今天对岳飞“民族英雄”的崇高定位，主要是在后世，特别是在明清两朝被大规模塑造和强化的，而非在南宋当下。

明朝自建国之初就面临北方蒙古势力的巨大威胁，中后期则要应对崛起的女真（满清）。这种“北患”压力与南宋的处境极为相似。女真又被认为是金朝的后裔，于是，抗击金朝的岳飞自然成为明朝用以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绝佳精神图腾。正是在明代，《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广为流传，各种版本的《精忠录》、《说岳全传》等小说、评书大量出现，岳飞的英雄形象从此深入民间，变得家喻户晓。明朝需要岳飞这个“传奇人物”，来为当下的国防服务。

电影《满江红》剧照

清朝作为女真后裔建立的政权，宣传抗金的岳飞看似矛盾，实则体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清廷宣扬岳飞，一方面是倡导“忠君”思想，为臣子树立楷模，巩固统治；另一方面也是推行“满汉一家”的政策，通过尊崇汉民族的英雄来缓和民族矛盾。乾隆皇帝将岳飞推崇为“南宋第一名将”，甚至还将抗清的史可法誉为“一代完人”，其逻辑一脉相承——他们看重的核心价值是“忠”，至于忠的对象是哪个民族或政权，则可以灵活解释。岳飞“蒙冤而死”的悲剧性，使其形象更具感染力和道德高度，塑造起来的难度也更低。

相比之下，韩世忠等人因缺乏这种戏剧性的悲剧色彩和后世政权强烈的宣传需求，其民间知名度和符号意义远不及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