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路喆/光影流年：电影与电视的岁月骊歌

电影与电视，作为两种举足轻重的视听艺术形式，宛如两条交织缠绕的河流，共同勾勒出我们文化生活的壮丽画卷。电影从最初简陋却充满创意的摄影实验中破茧而出，历经无数次技术革新与艺术探索，宛如一位敏锐的史官，忠实记录下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间的悲欢离合；电视则在工业文明向信息时代迈进的浪潮中蓬勃崛起，将精彩影像送入千家万户，让故事在客厅的方寸之间得以延续。它们不仅是科技进步的生动见证，更是我们情感与记忆的珍贵载体。

电影的拍摄技术源于摄影。1872 年，美国旧金山的两位人士为了验证奔跑的马是四蹄离地还是一蹄着地，邀请摄影师在跑道上设置了 24 个点，每个点用线连接一架照相机，共 24 架。当马奔跑时踢断连线拉动快门，成功拍摄了 24 张连续的马蹄分解动作组照，最终证明骏马奔腾时是 “四蹄离地” 的。后来，摄影师偶然将这 24 张胶片在幻灯上连续放映，图像投射到银幕上，奔跑的骏马仿佛瞬间复活，这便是最早期的电影雏形。

随后，这种技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不断得到应用、改进和突破，拍摄内容也逐渐融入了系统性、娱乐性和故事性，从单一画面发展到综合场景，从拍摄物到拍摄人，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1927 年，《爵士歌王》的问世，标志着有声电影时代的来临，也意味着电影艺术走向了成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发展，电影已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和庞大的产业。

在这半个世纪里，古老的中国大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革命和大裂变，“马关条约”“维新变法”“八国联军”“辛丑条约”“武昌起义”“五四运动”“南昌起义” 等重大历史事件接踵而至。晚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2000 多年的封建统治也在历史的车轮下土崩瓦解，退出了历史舞台。

电影就在这硝烟弥漫的历史风云中悄然传入中国。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北京街头已出现以曲艺形式播放欧美影片片段的无声电影。1905 年，为庆祝京剧老生名家谭鑫培 60 大寿，北京丰泰照相馆的掌柜任庆泰导演拍摄了谭派代表作纪录片《定军山》，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影片，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山之作。

此后，中国电影如同一朵浪花，随着历史的长河蜿蜒前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今，无论在艺术水准、产业规模、数量还是质量等方面，都已成为世界电影大国。电影的拍摄技术和制作过程日益复杂，运作背景也逐渐多元化，放映场所越来越豪华，票价也越来越高。

但在过去，电影的放映条件和环境要求却极为简单。找一块空地，在边缘扯上银幕，早期银幕一般是正方形，后来出现宽银幕，变为长方形镶黑边的白色帆布。在正对银幕的合适位置支一张桌子，旁边放一个凳子，桌子上放着珍贵的放映机。放映员坐在凳子上，将影片的拷贝胶片圆盘装在放映机前端的支架上，拉起卷在圆盘外部的胶片顶端，沿顺时针方向扯到放映机尾部支架的空白圆盘中心部位固定，胶片中间部分则通过一个个小转轴连接。转动开关，投影灯照射，转动的影像便投射到白色银幕上，银幕顿时鲜活起来。一个拷贝圆盘放完，接着放第二个，一般一部影片需要三四个拷贝，耗时两三个小时。那时，每个县都有一个电影院，在文化资源匮乏的时代，电影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中国电影始于京剧纪录片，巧的是，我首次接触的电影是戏曲片《花木兰》。这部电影讲述了南北朝时北魏巾帼英雄花木兰，为民族大义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木兰南征北战，战功赫赫，最终成为 “将军”，战争胜利后，她 “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坚辞不受封赏，展现出不为名利所动的高尚品格。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生动形象。主演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她唱腔优美圆润、吐字清晰、铿锵有力、委婉动情。1951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常香玉拿出多年积蓄，卖卡车卖房子，率西安 “香玉剧社” 四处义演募捐，不到一年时间，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 15 战斗机。“谁说女子不如男？”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专门接见了常香玉。1953 年，常香玉又亲赴朝鲜战场一线，慰问志愿军将士。电影《花木兰》拍摄于 1956 年，当时常香玉 33 岁，正值艺术黄金期，她在银幕上唱念做打，窜蹦跳跃，刚柔相济，挥洒自如，将花木兰亦文亦武的形象诠释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她还将 “谁说女子不如男” 这句话巧妙地嵌入唱词中，使其成为几十年来久唱不衰的经典唱段。

1978 年改革开放前后，农闲时节，上级部门会组织电影公司在全县巡回放映，每年能看三四次。当时放映的影片大多已在城里多次放映，且拍摄时间较早，我们看到时基本已接近淘汰，但都是免费的。在本庄或临近村庄的村头寨边，人们会早早拉开场子，父老乡亲、男女老少吃过晚饭，便扶老携幼，带着长椅短凳来到电影场地等待。有的早早得知消息，会邀请外村的亲戚前来观看，还有十几里之外村庄的年轻人，也会结伴而来，如同赶集一般。不到天黑，银幕前就已黑压压一片，足有一两百人，甚至更多。开演前，当地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会利用放映机配备的高音喇叭，发布一些上级政策、会议通知、生产技术或家长里短的信息。正片开始前，会先放映一个简短的 “纪录片”，作为 “垫场”。

那时我年龄尚小，常和一帮小伙伴四脚拉叉地蹲坐在最前排的地上，距离银幕只有一步之遥，只见银幕上旌旗招展、鼓点铿锵、咿咿呀呀，热闹非凡。看着看着就容易打瞌睡，睡眼迷离中，花木兰一甩马鞭，仿佛要打在脸上，一个激灵便清醒了许多。

没过多久，又观看了戏剧片《朝阳沟》，放映场景和之前差不多，依稀记得放映场地旁边有一片竹子。夏天的一个晚上，突然下起雨来，竹叶沙沙作响，竹林在风雨中婆娑起舞，但观众热情不减，不肯离去。大家手忙脚乱地在放映机上撑了一把黄油布雨伞，继续放映，直至拷贝放完，银幕上雪花飘飘，才宣告结束。小孩子们只是图个热闹，对剧情记忆不深，只记得栓保和银环锄地的场景。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一起玩耍时，总会手拿一根棍子，学着银幕上的样子，嘴里念叨着 “前腿弓后腿蹬”“你又把它判了死刑”，乐此不疲，这给童年带来了无限乐趣。

1982 年，中国大陆第一部武打片《少林寺》横空出世，短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上映，盛况空前，万人空巷。我是在二十多里地外的村庄观看的这部电影。当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已有先行者承包或购买放映设备，租借拷贝，四处巡回放映以挣钱。由于新影片拷贝数量不多，为了省钱，人们会一人出资租借一部影片，然后相互交换轮番使用，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晚上多地需要放映同一部影片的情况。一个地方的一部拷贝放映快结束时，另一个地方的放映人员就会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等候，准备驼起拷贝奔赴下一个放映场地，这就是 “跑片”。看《少林寺》时就是看的跑片，不知道那一夜这部影片到我们这里是第几站，前两部影片放完后，又把第一部重复放了一遍还没等到《少林寺》，大家都等得昏昏欲睡，我和小伙伴们甚至都熟睡了。醒来时，银幕上已是一片刀光剑影，“十三棍僧” 正在 “救唐王” 李世民。看完电影回家时，东方天际已霞光万丈。

后来，我又观看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双绣花鞋》《雾都茫茫》《甜蜜的生活》《庐山恋》《红高粱》《十面埋伏》《手机》等各个时期的众多电影。

进入 21 世纪，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电影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数字电影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存储和传输影像，取代了传统的胶片拷贝，不仅大大降低了制作和发行成本，还拓宽了电影的创作空间。数字摄影机的普及使拍摄更加便捷灵活，特效制作也更加精准逼真。IMAX、3D、4K 甚至 8K 技术的应用，让观众在影院能够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数字电影还改变了电影的发行模式。通过卫星和网络传输，一部新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步上映，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同时，数字放映系统的稳定性和易操作性，让更多中小影院能够轻松参与最新影片的放映，观众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

然而，数字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新的思考。胶片电影特有的质感和温度，在数字画面中逐渐消失；过度依赖特效有时也会削弱故事本身的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电影已经成为当今电影产业的主流，它让电影制作更加高效、发行更加便捷、观影体验更加丰富，也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电视的兴起，如同电话、手机和电脑一样，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由工业时代向电子信息时代过渡的必然产物，更是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

我在原来的博文中曾经提到，小时候是在泥巴世界的娱乐中逐渐成长的。那个时候，连看电影都要步行几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去看 “跑片”，坐在家里看电视，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退休在家的父亲，经过他的 “铁哥们儿”—— 我叫 “小叔” 的竭力鼓动，才咬牙同意拿出 700 多元，让我二哥和庄上的两个小伙子一起，骑自行车到几十里之外的 “油田商场” 里买回来一部 “熊猫” 牌的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后来才知道，“熊猫” 是知名品牌，是由有着雄厚工业基础的上海生产的。

这个小屏幕的黑白电视机，却是我们周边几个村庄的第一台。虽然天线高耸，调台的时候不时要人去转动天线，双方配合默契才能收到节目，而且也收不到几个台；画面不时雪花飘飘、闪闪烁烁；声音也时有时无、时断时续。和当今的电视相比，简直就是 “水货”！但从此，我家的院子里更加热闹起来。一年四季，农闲饭后，总是门庭若市。天气晴好、气温不冷时，一院子的父老乡亲，或坐或站、吵吵嚷嚷、气氛热烈；天气转凉、雨雪落地之时，屋子里则是欢声笑语，连堂屋门口外面也被围得水泄不通，有的人不时被电视节目所感染，各自发表议论，就有人指出来不要影响大家。那场面，甚至比有的会场都正规。而且每天晚上都要把为数不多的几个台都看到 “再见” 才作罢，连 “明天节目预告” 也会认认真真地去欣赏。当时，联产承包制已经实行多年，“一亩地多收了三五斗”，勤劳朴实的父老乡亲的衣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温饱的梦想正在快速地逐步实现，但文化娱乐的匮乏，仍然是挥之不去的记忆。现在想来，他们所想 “看” 的，正是这种和谐热闹、昂扬向上的氛围；他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祖祖辈辈相互依存、共生共长的理念；他们所希望的，正是通过这一方小小的屏幕，来促进彼此的交流和沟通。因此，每到假期回家，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到深夜才能上床睡觉，虽苦不堪言，但心里一直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且乐此不疲。好在我已经考上了 “唐河师范”，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 “吃商品粮” 了，是 “国家人” 了，所以，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业，反而开阔了我的视野、增加了我的阅历。

都看了什么呢？印象最深的就是连续剧《绝代双骄》，这是港台武侠小说家古龙的作品改编的。当时港澳尚未回归大陆，处在资本主义管理之下，港澳台作家思想活跃、笔触独特、语言生动，把 “非主流” 的 “江湖” 世界描绘得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神秘莫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娱乐性和思想性。金庸、梁羽生等一批武侠作家应运而生，好像金庸后来还做了北大的客座教授和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很受推崇。武侠作品在内地的流行，电视功不可没，电视以其特有的音像手段，使抽象的文字变成了直观的立体艺术，立刻走进了广大观众的心中。

《绝代双骄》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江枫和江湖帮派 “移花宫” 的一个婢女花月奴私奔，因此惹恼了移花宫主，逃难中在路上诞下一对双胞胎，然后这一对情侣被追上杀死，移花宫主还不解气，把孪生兄弟花无缺和小鱼儿拆开抚养，授以武功，设局等他们长大后自相残杀。但兄弟俩血脉相连，都很善良，不忍杀死对方。结果在恶人谷长大的小鱼儿聪明绝顶、处处恶作剧，在最后的决斗中，诱使移花宫主说出了当年的秘密，两兄弟终于相认。故事情节曲折、跌宕起伏、爱恨情仇交织，引人入胜。精彩的打斗场面和朴实的善恶观念，使我们沉醉其中，用 “废寝忘食” 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还有一部反映溥仪做傀儡皇帝时代的《康德第一保镖传奇》，说的是爱国志士和日本人做斗争的故事，时间太久，具体细节已经忘了。但其中的一个插曲至今还记得两句：“... 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花芯芯的脸庞红嘟嘟的嘴。小妹妹跟情哥一对对，刀压在脖子上也不悔...” 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唐河师范学校求学，一贯喜欢文学作品，感觉这个描写东北地区故事的电视剧，用的歌词却很像是陕北的 “信天游” 的形式，很是奇特。

当时的商业文化并未泛滥，几集连放，中间绝不插播广告，也没有 “明星代言” 什么的，就连节目段之间的间隙也是 “祖国掠影”，播一些山水和人文的景观，很像是现在的 “旅游” 专题。看着实在过瘾！

这种局面持续时间不长，大概到 1989 年吧，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物质生活逐渐丰富，文化商品日益繁荣，我们的村庄和周边的村庄已相继有许多农户都配备了电视。1989 年，父母搬迁至新野县城大哥的家，1991 年我毕业分配到唐河县桐河乡政府上班，间或回老家，见到的已然是天线林立的场景了。1993 年，我结婚时，买了一台 19 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还是 “熊猫” 牌的。及至后来，老家的那些父老们也是彩电更新，天线不见了，用上了闭路，黑白电视均已退出历史舞台。早几年老家我那个 “小叔” 的孙子娶媳妇，配备的竟然是液晶的大屏幕彩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忆及往事，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免使人唏嘘一番。

美好的时代正在我们手中变得更加美好。

电影与电视，这些曾带给我们无数欢笑与感动的媒介，宛如岁月的史官，默默记录着时代的脉动与个人的成长。从电影的诞生之初，到它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再到电视的兴起与普及，它们不仅是科技进步的见证，更是情感与记忆的载体。

那些定格在胶片上的光影，那些流淌在电视屏幕里的故事，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家国史诗，还是细腻温暖的童年片段，都已深深镌刻在我们心底。

如今，时代不断前行，新的娱乐方式层出不穷，但电影与电视所承载的那份独特情怀，却始终不会褪色。它们将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闪耀，成为永不磨灭的美好回忆。而我们，也将带着这些回忆，在未来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书写更多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