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刻痕 铭记终生之七：我的两位母亲 | 作者 王斯开

人们总说“父亲如山，母亲如水”，但于我而言，生命里两位母亲皆是那巍峨矗立的山。一位温润如春雨，承载着旧社会的苦难与坚韧；一位刚烈似磐石，托举了家庭的希望与生机。她们都生于贫苦，目不识丁，却用各自的人生，在我心底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 生母侍氏，比养母陈桥年长14岁，不同的性格里，藏着同样深沉的母爱。

生母侍氏：苦水里泡大的坚韧脊梁

1908年，生母侍氏降生在贫寒人家，到了出嫁的年纪，便身不由己地嫁进了更穷的沈家。自踏入沈家大门那天起，“好日子” 于她而言，便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在那个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旧社会，她接连生下五个孩子 —— 大姐、三个哥哥，还有最小的我。一家人的生计，像千斤重担，早早压在了她瘦弱的肩上。

1948年的冬天，寒风卷着鹅毛大雪，把天地间冻得一片惨白，空气似乎已经被凝固。生父母带着我和三哥，在南乡（今阜宁县南沙岗一带）逃荒要饭，饥寒交迫中，生父没能熬过这场寒冬，冻饿而死在半路。顶梁柱倒了，所有的苦难瞬间都压在了生母一个人身上。父亲没有兄弟姐妹，她连个能搭把手的人都没有，只能咬着牙，把眼泪咽进肚子里，独自扛着这个破碎的家，为我们几个孩子操碎了心。

为了让孩子活下去，她不得不一次次 “放手”。大姐十三四岁时，生母托人介绍，让她去东坎钱家做童养媳 —— 那家人条件稍好，至少能让大姐吃上一口饱饭。从那以后，大姐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直到八十五岁安详离世，算是几个孩子里命运稍顺的一个。

大哥长期在外做小工，只能勉强混口饭吃，到了三十多岁还没成家。1962年，解放后的日子虽有好转，可家里依旧一贫如洗。那天，一对从宝应来要饭的张家父女路过，生母看着他们，突然想起自己在南沙岗讨饭的日子，心一下子软了。她把这对父女当成亲人，

留他们吃住了好几天，热饭热菜地招待。这份善意打动了张家父女，张家姑娘自愿留下来，嫁给了大哥。没有房子，生母就陪着大哥一起，在生产队的空地上，动手搭建了两间 “丁头门两檐到地” 的趴棚 —— 那棚子简陋得风一吹就晃，却成了大哥的第一个家。直到1978年，生母听说生产队要处理公房，又一次次跑去求队长，才终于为大哥争取到两间像样的房子，让他有了真正能遮风挡雨的住处。

二哥算是几个孩子里 “有出路” 的。1955年国家征兵时，生母跑前跑后，找乡民政、求大队干部，一遍遍推荐二哥报名参军 —— 她知道二哥识几个字，这或许是他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

二哥如愿入伍后，部队见他年纪小、文化低，便送他去南京海军指挥学院读书。眼看快毕业了，生母又开始为他的亲事奔波，走南跑北地串亲访友，可家里的穷底子摆着，再好的 “部队身份” 也难抵现实，牵了好几根线，都没能成。

后来，一位近亲介绍了隔壁公社羊庄大队的羊书芳。羊家是当地的大门大户，前后庄近百户都姓羊，羊书芳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几个妹妹，当时家里还没有男孩，父母身体也不算强健。他们不嫌二哥家穷，只希望婚后二哥能到羊庄落户，帮着照拂家里。

消息传到生母耳里，她夜里翻来覆去地琢磨，权衡来权衡去，觉得这对双方都是好事 —— 二哥能成家，羊家能有个顶梁柱，两全其美。二哥也十分满意，便决定去岳父母家落户。

羊家老两口很高兴，全力支持他们，帮着盖房子、置生活用品。婚后第二年，二哥为了照顾两边的父母，主动要求退伍回家，羊家也终于有了能 “接香火” 的孩子，日子总算有了奔头。

三哥的命，是最苦的。他小时候缺衣少食，身体一直不好。生母把前面三个哥姐都安排妥当后，便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三哥身上，陪着他生活，帮他料理家务、操持田地，还从娘家找了个远房侄女，给三哥成了家。那时家里连正规的房子都没有，二哥用自己的转业费和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帮三哥盖了两间简易房 —— 土墙做底，山墙是篱笆，屋面盖着稻草，风一吹，稻草就簌簌地响。可即便如此，三哥还是没能熬过苦日子。1973年冬天，他在河工上劳累过度，一口血吐了出来，回家后一病不起，次年就离世了，年仅29岁。

三哥走后，生母的世界像是塌了一块，整日以泪洗面。幸好三嫂子重情重义，舍不得生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远嫁，而是 “坐家招夫”，留在了这个家，给了生母一丝慰藉。

现在回想起来，生母这一辈子，几乎是在苦水里泡过来的。解放前，除了农忙时节在家，其他时间都在外面逃荒要饭。她常跟我讲起1948年在南乡阜宁沙岗要饭的日子，那时河道多、桥也多，可那些桥都是用一两根树棍搭的，桥面窄得能放下一只脚，还坑坑洼洼。她生在滨海的旱田片区，又是一双小脚，走在这样的桥上，每一步都像在 “走钢丝”。阴雨天更危险，桥面滑得像抹了油，她不知多少次掉进河里。每次落水，她第一反应不是顾自己，而是拼尽全力把我举起来，生怕我呛一口水。

有一次，她掉进了一条深水河，双手死死举着我，脚在水里乱蹬，却怎么也站不稳，只能拼命喊救命。三哥在岸上急得直哭，又蹦又跳，幸好惊动了路过的人，才把我们母子俩从水里拽了上来，算是捡回了两条命。

现在想起这事，我还能感受到她当时的绝望与坚强 —— 一个母亲，在生死关头，心里只有孩子。

解放后，家里分了土地，可底子太薄，三个哥哥都成了家，自顾不暇，生母还是只能靠自己。每年只有春节，她才舍得买一点肉；平时吃饭，从不见她炒一个菜，连咸菜都难得吃一口，常常是用盐卤蘸着白饭咽下去，要么就是等家里人都吃完了，她再吃剩下的菜汤。

自从我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每次回阜宁养母家，总要绕路去滨海看望生母，有时还会把她接到养母家小住几天。两位老人相处得特别和谐，无话不谈，养母总想着照顾她，吃饭时第一碗饭准是盛给生母的。

我结婚后，生母还曾两次来睢宁我家，住上十天半月，我爱人待她也十分贴心，婆媳俩有说不完的话。

可我心里，始终藏着两件对不住生母的事，成了终生的遗憾。一次是我从阜宁养母家骑自行车送她回滨海，到了滨海县城染织厂大桥时，我年轻气盛，觉得自己能骑过去，就没下车推行。那座桥是高拱形的，两头的坡道足有120米长，下坡时车速越来越快，刹车又不好用，车子突然撞到一个小坑，生母一下子被颠了下来。幸好她没受伤，可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另一件事是在1976年秋天，生母在我家住了几天要回家。为了省钱，我找了汽车队的同学小司，想让他帮忙找辆顺路的货车。那天正好有一辆往沭阳送石灰的车，我和生母就爬上了车厢顶，用芦席和麻袋盖在石灰上，半躺着赶路。那一路遭的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 下面是石灰发热，烫得人难受；上面是冷风直吹，灰沙乱飞，睁不开眼，连呼吸都呛得慌。到了沭阳汽车站，才知道没有去滨海的班车，我们只能在公路边等过路车。一个小时后，一辆往滨海送砖头的大拖拉机停了下来，驾驶员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看着精干又和善。他听我说完情况，当即就说：“上来吧，我送你们回去。” 生母坐进了驾驶室，我则坐在车厢顶上。天黑之前，我们终于到了滨海老家。我和生母一个劲地感谢他，他却笑着说：“你们安全到家，我就放心了。” 这样的人间真情，现在怕是很难再遇到了。

这两件事，像两根刺，一直扎在我心里。因为我的不小心和考虑不周，让年迈的生母受了罪，这份愧疚，我这辈子都放不下。

可生母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性善良，待人温和，一辈子没发过脾气，没跟人红过脸。即便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她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直到2001年才安详离世，享年95岁，在老家也是少有的高寿。她用一生的坚韧，告诉了我什么是 “母亲”—— 那是无论多大风浪，都能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的人。

养母陈桥：刚烈里藏着温情的持家能手

我的养母陈桥，1922年3月19日出生，在娘家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最小。或许是被家里人宠着长大，她养成了刚烈的脾气，却也明事理、讲义气，更有着一身好力气 —— 能干活、会持家，是远近闻名的 “女强人”。

她待人极真诚，谁要是真心待她，她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家里要是烧了好吃的菜，哪怕隔着好几户人家，她也得盛一碗送过去；可要是有人惹她生气，她发起脾气来也吓人，全村人都叫她 “文大嫂”—— 因为养父王家文性格温和，从不与人争吵，家里的 “主心骨”，其实是养母。

在生产队干活时，养母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不管是插秧、割稻，还是翻地、挑担，她都不比男劳力差。就连每年冬天最苦最累的扒河治水，她也照样去河工。

1958年，县里安排抽人去响水口（今响水县陈家港）开挖盐场，她二话不说就报了名。那时养父已经在通榆河工程工地干活，家里只剩下10岁的我、2岁的弟弟，还有60多岁的奶奶，连个壮劳力都没有。我劝她别去，她却笑着说：“去河工吃饭不要钱，还能挣点工钱回家过年，咱们家日子能松快些。” 她不是为了 “表现”，只是想多挣点钱，让一家人能过个好年。

在我眼里，养母是我见过最勤劳、最能干、最会持家的人，也是最公平待人、最严教子女的人。

记得我15岁那年的一个中午，她让我跟她一起去割草，我犯了懒，不想去。她当时就急了，顺手拿起镰刀柄，“呱” 地一下打在我脊背上。我又疼又怕，扭头就跑，躲到了离家近一里路的走马岗沟底。直到天快黑了，我又冷又怕，才偷偷溜回队场，爬上草垛顶躲着。看场人发现后告诉了养父，养父过来劝我，说 “你妈不打你了”，我才敢回家。

到家后，养母却没再发脾气，只是温和地跟我说：“小孩要听大人的话，才能学好。只要你听话，妈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那一刻，我才明白，她的 “凶”，其实是怕我学坏，是为了我教我怎样做人。

养母这一辈子，几乎没怎么休息过，连中午的午觉都从没睡过。在集体劳动时，她除了干完队里安排的活，还会主动找零活干，有时甚至跟男劳力一起挑一百多斤的水稻过渡槽，脚步稳得很，一点也不落后。中午别人休息时，她就去田埂上割一篮子牛草，要么交到队里记工分，要么晒干了存起来，冬天粉碎了喂猪。每个月下来，她的工分值在同等劳力里总是最高的，家里的粮本上，也总能多攒下几分钱。

1981年分田到户后，养母更是成了家里的 “全能选手”。农忙时，她白天在田里收割、栽种、车水、整地，忙得脚不沾地；晚上还要打场脱粒、挖地整墒，常常忙到深夜。农闲时也不闲着，白天锄地薅草、间苗施肥，晚上就碾谷、拐磨、加工副业，手里的活就没停过。她总说：“人勤地不懒，咱们多干一点，日子就能好一点。”

1992年，养母跟着弟弟一家迁到睢宁落户，住在城郊的岗头村，直到2006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84岁。在睢宁的这15年里，她虽然年纪大了，却还是闲不住，天天东奔西跑地去拾草。我们给她买了煤球炉和液化气灶，她不用，说 “土灶烧着暖和，还省钱”。没办法，我们只好在院子里给她盖了一间锅屋，砌了个老家样式的高灶台。直到她病逝后，院子里还堆着一个2米多高的草垛 —— 那是她一点点拾回来的，也是她一辈子勤劳的见证。

养母的持家本事，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在她的操持下，我们家从来没缺过吃穿，日子总比一般人家富足些。

我们家的菜园，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不光家前屋后种得满满当当，连大田里老祖宗的坟堆上、宅沿边、大树下，都被她种上了豆角、丝瓜。菜园里，韭菜、青菜、蔊菜、黄花菜、萝卜、南瓜、茄子、辣椒、香葱、大蒜…… 样样都有，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每到收获的季节，她还会把菜分给邻居，看着大家吃得开心，她比自己吃还高兴。

我们家的粪坑，也是全村最大最肥的。在没有化肥的年代，粪坑就是农家的 “宝”—— 农业《八字宪法》里，第二个字就是 “肥”，而粪坑就是解决 “肥” 的关键。俗话说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们家的粪坑有13.5个立方大，粪坑、厕所和猪圈分别在两间屋里，隔墙下留了粪尿通道，猪粪、猪尿、猪脚灰都能自然流进粪坑。因为经常要浇菜、浇庄稼，她隔一段时间就会往粪坑里加水、加青草，让粪便自然发酵。这个粪坑，就像我们家的 “天然化肥厂”，滋养着田里的庄稼，也滋养着我们的日子。

我们家的 “土瓮子”，也是全套的 —— 大、中、小都有。每年收的稻子、麦子、杂粮，除了上交国家的公粮，剩下的都要储存起来慢慢吃，当年吃不了的就叫 “陈粮”。为了不让粮食霉变、生虫，养母就用稻草和老粘土，亲手垒抹出一个个土瓮子 —— 口小肚大，壁厚底高，密封性特别好。要是储存熟粮（米、面），养父就会把瓮子整个埋进地下，既能保证粮食不变味，又不容易被贼发现。这些土瓮子，装的不只是粮食，更是养母对这个家的牵挂。

在养母的操持下，我们家从来没有过吵嘴闹架的事，一家人其乐融融。她尊敬奶奶，每次吃饭，第一碗饭准是盛给奶奶的；她尊重养父，家里的大事小事，总会跟养父商量；她更疼我和弟弟，给我们盛饭时，总不忘多捞点稠的。冬天冷，她先给奶奶的床铺加厚，还让我跟奶奶睡在一起，帮奶奶焐脚。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个家，能有今天的日子，全靠养母。她是伟大而善良的母亲，是勤劳能干肯吃苦的母亲，是精打细算会持家的母亲，是尊敬老人爱护小孩的母亲，是和善待人、处事忘我的母亲。

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艰苦朴素、全力持家、不甘落后、公平待人、严于教子的高尚品格，早已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一辈子都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