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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酒宴:南京城的复仇者
詹长麟,93岁,回忆起那场投毒事件时,只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报仇还需要理由?”这句话并不是愤怒地喊出来的,而是平静地说出来的,像是在讲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1939年6月,日本外务次长率一众日军高官来到南京,参加庆功宴,觥筹交错间,没人意识到杯中的酒已经被人做了手脚。
几分钟后,宴会厅里一片混乱,日军高官一个个倒下,惨叫声、咳嗽声交织在一起,宴会变成了地狱。
而此刻,真正的凶手——一个曾在南京大屠杀中目睹无数惨剧的普通人,正骑着自行车,悄然离开这座满是血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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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个活着也像死去的地方
詹长麟的人生,有两个时间点刻在骨子里。
一个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个是南京大屠杀。
1932年,上海的天空被日本军舰的炮火撕裂,19路军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而南京政府却在远方冷眼旁观,甚至连一颗子弹都不肯支援。
他在战场上拼尽全力,最终却只能接受一纸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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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南京陷落,他回到家乡,成了一名日本领事馆的杂役,身份卑微到连门口的日军士兵都懒得多看一眼。
但这份工作,却让他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尸体堆积在街头,血流进了下水道,邻居的女儿被拖走,再也没有回来。
他的日本雇主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
那一刻,詹长麟没有说话,他知道,自己终有一天要做点什么。
一封被遗忘的电报,点燃复仇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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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的一天,詹长麟在整理废纸时,发现了一张被揉成一团的电报。
展开一看,他的手微微颤抖起来——日本外务次长即将到南京,日军高层和伪政府官员都会出席宴会。
这是一场千载难逢的机会。
军统的人找到他,问:“你愿意干吗?”詹长麟没有犹豫,“答应我两件事:第一,先送我的家人离开南京;第二,毒药一定要狠。”
酒杯里的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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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当天,詹长麟和哥哥詹长炳一早就进了领事馆。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在最贵的酒里下毒。
可问题是,日军高官们会喝哪瓶酒?没人知道。
军统的计划仓促,根本没时间精细设计。
詹长麟索性把毒药撒进了几瓶看上去最上档次的酒里,然后和哥哥悄悄离开,骑着自行车穿过南京的大街小巷,像是两个普通的上班族,消失在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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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后,宴会厅里一片狼藉。
日军军医很快确认——这是氰化物中毒,救治及时,所有高官都活了下来,反倒是两个领事馆的低级书记生死了。
这场复仇,几乎功亏一篑。
被抛弃的刺客
日军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詹长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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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晚,只有他们两个中国人不见了。
但让詹长麟没想到的是,军统竟然主动向日军发了一封信,撇清关系,说这一切只是詹长麟的个人行为,和他们无关。
军统怕的是,自己的其他线人也被牵连进去。
詹长麟和哥哥成了“弃子”,只能亡命天涯。
直到抗战胜利,他们才敢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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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军统又找上门来,说要奖励他一笔钱,还邀请他加入组织。
詹长麟冷笑了一下,拒绝了。
他拿着这笔钱,在南京开了一家小旅馆,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几十年后,当人们问起当年的事,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是中国人,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
有人说,詹长麟的毒酒行动并没有成功,但这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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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在那个所有人都以为中国人只能低头的年代,他选择了反抗。
而这,就是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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