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城港贪腐窝案

202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同步发布两条重磅消息：广西防城港市委原常委、秘书长杨亚俊，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黄炳利同日被依法逮捕。这起牵涉市委、人大、政协多系统的腐败窝案，至此揭开了司法序幕。

从厅级干部的权力寻租，到“退居二线”官员的暗箱操作，再到政协系统的职能异化；防城港的腐败乱象，在2025年集中爆发，覆盖多个权力核心领域，成为地方治理中，权力监督失效的典型样本。

防城港的贪腐风暴，在2025年骤然升级，没有冗长的铺垫，以雷霆万钧之势，撕开系统性腐败的口子。

2月27日，时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的杨亚俊率先落马，这位拥有清华背景的副厅级干部被查，打破了当地政坛的平静。

半个月后，市政协农经委主任李兴辉与侨委主任蔡良雪同日被查。这两名政协系统正处级干部的倒下，暗示腐败网络已渗透到非核心部门。

4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炳利被带走。至此，短短三个月内，四名处级以上干部接连落马，覆盖党委、人大、政协三大系统，印证了这并非孤立腐败，而是系统性、链条式的权力溃败。

这场风暴的处置效率，创下了当地纪录。

李兴辉从被立案审查到被“双开”，全程仅用116天，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同步移送司法。

7月25日，黄炳利的“双开”通报公布，明确其严重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杨亚俊的“双开”紧随其后，贪污、受贿两项罪名清晰列明。

9月23日，杨亚俊与黄炳利同日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标志着案件正式进入司法审理阶段，这场横跨多系统的贪腐窝案，迎来了清算时刻。

作为窝案中级别最高的腐败分子，杨亚俊的堕落轨迹极具警示性。

这位经济学博士，2012年赴桂发展，历任贵港市委副秘书长、凭祥市委书记等职，2022年转任防城港市委常委、秘书长，仕途顺风顺水。但光鲜履历的背后，却是对纪法的彻底漠视；其腐败行为，几乎覆盖了权力运行的全链条。

调查显示，杨亚俊在政治上对抗组织审查，甚至寻求迷信“庇护”；在作风上收受礼金，频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的宴请；在组织上违反选拔原则，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在生活上搞权色交易，道德底线全面失守。

其核心敛财手段，是将公权力异化为“变现工具”，一方面，利用职务便利直接侵吞公共财物，另一方面，在项目承揽等关键领域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最终，同时涉嫌贪污罪与受贿罪。

与杨亚俊同为副厅级的黄炳利，走出了另一条“官商一体”的腐败路径。

这位法学学士从记者起步，历任市水利局局长、上思县县长、港口区委书记等职，2020年升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仍兼任港口区委书记一年，长期掌控地方核心权力。在其任职期间，廉洁底线彻底失守。不仅收受礼金、接受宴请，更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形成利益闭环。

其最主要的贪腐手段，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在工程项目承揽、政府采购中铺路搭桥，从中收受巨额财物。面对组织调查时，黄炳利同样选择对抗审查，最终难逃被“双开”并逮捕的结局。

如果说杨、黄二人的腐败是“显性权力”的滥用，李兴辉案则暴露了“隐性权力”的监督盲区。

作为市政协农经委原主任、一级调研员，李兴辉所处岗位被视为“退居二线”的“冷衙门”，却成为其敛财的“热通道”，其腐败模式，直指非领导职务监督漏洞。

李兴辉的腐败“智慧”，在于将政协的“软权力”转化为“硬收益”。

他长期违规经商办企业，通过白手套控股本地农贸、物流公司，再利用自己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职权，让关联企业直接承接涉农项目，将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异化为利益输送工具。在个人享受上，他将家庭旅行、私人消费等费用转嫁给企业，甚至挪用公款支付个人开支，过上了“免费人生”。李兴辉还在涉农配套资金中，收受巨额贿赂，让民生资金沦为“唐僧肉”。

更具警示意义的是，李兴辉作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的调研员，虽无实质头衔，却凭借人脉资源和职权影响，干预项目审批、资金分配，形成“离岗不离权”的特殊腐败形态。

防城港窝案，集中爆发于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乡村振兴等腐败高发区，暴露出制度监管的结构性缺陷。

在工程领域，杨亚俊、黄炳利均通过项目承揽、款项拨付实现权钱交易，说明招投标公示、履约监管等环节存在“走过场”，权力干预仍有极大空间。

黄炳利在政府采购中的操作，更是直接突破廉洁底线，印证了采购流程中关键节点的监管失效。

乡村振兴领域的监管漏洞，更为突出。李兴辉在涉农资金分配中大肆敛财，与该类资金“环节多、范围广、监管散”的特点直接相关。从项目申报到资金发放，全流程缺乏透明化监管平台，加之政协部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审批机关，其参与项目管理的权力边界模糊，更易形成监督盲区。

正如中央巡视组此前反馈指出的，防城港“重点领域廉洁风险突出”，这一诊断在窝案中得到充分印证。

防城港的“熟人社会”特征与官员“本土深耕”现状交织，为腐败提供了滋生土壤。黄炳利从水利局长到区县委书记再到人大副主任，长期在本地任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种“本土成长”的干部若缺乏有效交流与监督，极易陷入“圈子腐败”。李兴辉被查后，试图通过方言、暗语串供的细节，更凸显人际关系对反腐工作的干扰，使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

“熟人圈子”还导致监督机制“软失效”。同级监督碍于情面难以发力，下级监督因利益关联不敢发声，而外部监督又因信息不对称难以深入。杨亚俊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搞权钱交易、黄炳利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等问题长期未被发现，正是这种监督困境的直接体现。

李兴辉案，直指“退居二线”干部监督的薄弱环节。当前部分地区，对转任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存在“重使用、轻监管”的倾向，认为其已经“权力弱化”，无需重点监督，却忽视了这类干部凭借资历、人脉形成的“隐性影响力”。

杨亚俊案，则暴露了对“高学历干部”监督的认知偏差。其清华大学博士的光环，一度让组织和群众对其产生“专业可靠、品行端正”的印象，这种认知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督警惕性，使其腐败行为得以持续。

面对窝案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广西纪检监察机关采取了“个案突破、链条打击、系统治理”的组合策略。

在案件查办上，坚持“零容忍”。对杨亚俊、黄炳利等厅级干部依法采取逮捕措施，对李兴辉等“退居二线”官员快速处置，形成“反腐无禁区、无死角”的强烈震慑。

在线索处置上，深化“即交即办”机制，将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重点领域廉洁风险”问题线索，直接对接办案一线，实现巡视与办案的高效联动；李兴辉案的快速查办，正是这一机制的生动实践。

防城港市已启动多项专项治理。在工程建设与政府采购领域，推行“电子化招投标”“全程痕迹管理”，通过技术手段，压缩权力空间；在乡村振兴等资金密集领域，建立“资金直达”“在线监管”系统，确保每笔资金流向可追溯、可核查；在干部管理领域，完善“轮岗交流”“离任审计”制度，破解“本土任职腐败”难题，同时将非领导职务干部纳入常态化监督清单，消除“退居二线”的监督空白。

与此同时，这个边境口岸城市正以窝案为典型开展警示教育，通过公开通报案情、组织旁听庭审等方式，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强化“不敢腐”的思想防线。杨亚俊“高学历堕落”、李兴辉“冷衙门贪腐”等案例，让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到“权力无论大小、岗位无论冷热，失去监督必然走向腐败”。

防城港贪腐窝案，印证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即便在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干部心存侥幸、顶风违纪；窝案的查处，是对违纪违法者的依法惩处，更是对地方治理体系的一次“政治体检”，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了重要镜鉴。

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