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师恩重如山

为纪念锺翰师百年诞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即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配合这次活动，永君师弟提出编辑《想念王锺翰》一书，我亟表赞成，这倒不是为了永君“先生在天上看着呢”那句话，而是觉得作为先生的弟子，的确需要用这么一种形式，表达对老人家的真切缅怀。关于先生的治学与成就，已有不少撰述，但有关他为师的日常行迹，尚少回忆，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在这篇短文中，我只回忆与先生交往中的若干小事，以此作为奉献恩师灵前的一束馨香。

一、师恩重如山

1982年我从河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有幸作为先生招收的首批硕士研究生入学。当时大学生就业，远比如今博士就业容易，我还没毕业，已有多个出路摆在面前，最终我把报考先生的清史满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其中的上选。首先，这是一条凭借自身实力去竞争的出路，无需借助各种关系或后门。其次，这是学术含量最高的出路，颇符合我日后择业务必“远离政治”的诉求。再者，我之所以选择这条出路，与我内蒙插队时的同包(蒙古包)好友马戎(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父马寅先生的引导有直接关系。“文革”中每回京探亲，常到马戎家玩，一来二去，与马寅、罗兰夫妇就成了忘年交。马寅先生于“文革”后复出，担任国家民委文化部门的领导，曾主持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他告诉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有许多宝贵的满文文献，可惜常年尘封，无人问津，希望我学一点满文，日后从事这方面研究，他还把“五种丛书”之一的《满族简史》送给我。这本书是锺翰师主编的，由此成为我登堂入室、跻身王门弟子的第一块阶石(这书现在还保留着，早已翻得破损了，却弥足珍贵)。

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我在大四时作了几项准备：一是拜在刘景宪(当时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工作)老师名下，在他位于故宫东北角小院的家中学习满文。一是研读有关清史、满族史的书籍，李洵先生、李光弼先生的《明清史》、郑天挺先生的《探微集》自然是要看的，但读的最认真的还是王师的论文集《清史杂考》。1981年先生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上的《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适逢其时，关键倒不在于一些疑难问题由此豁然开朗，而在于文中充溢的那种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令我赞佩不已。记得那期《战线》扉页上刊载着王师的一幅彩色坐姿相，先生慈祥睿智的目光，益发燃起我对老人家的仰慕。这样，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我就选择了《满族“圣人”达海》为题。

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居然就让我等到了。1982年春，获悉锺翰师即将招收硕士研究生的信息。其时锺翰师已年届古稀，乃初次招收研究生，在公布的招生简章上，原拟招收一名，外语考试定为英语。后先生得知我有意报考，且粗通满文，乃有意提携，遂将招生名额增为两名，并将俄语补入考试范围。说到此，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招考前，为使王师了解我的志趣，曾把习作《满族“圣人”达海》斗胆呈上。但我这人笔书太滥，实在有渎先生之高名，为郑重起见，乃托内人叶小梁帮我誊抄一遍。内人为我幼儿园时的青梅竹马，自小学至初中，同窗七年，学习成绩一向高我一截，她书法隽秀，替我抄稿，自然可以藏拙。后来王师多次说，我用叶小梁“骗”了他。这当然是玩笑话。考场答题，自然是由本人“披挂上阵”,不难想见，当先生初次目睹我的书法“真迹”时，一定是万分失望了吧。即便如此，先生仍不舍不弃，锐意提携，终使我得遂所愿，乃欣欣然与定宜庄师姐携手同入王门。若无先生当年知遇之恩，则无我日后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之缘。若此，则此刘小萌与彼刘小萌，除音容依旧外，其行迹又不知于何处寻觅矣。师恩重如山。三十一年后复念及此，怎不令我唏嘘?

二、1984年的东北之旅

在学三年，是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关于这些情况，同窗师友每有忆及，在此不赘，还是谈谈1984年7至8月间随先生东北之行的情况。按规定，研究生学习期间，有一次野外实习的机会。先生精心筹划了东北三省的考察。东北是满族的肇兴之地，但直到那次行前，我除了于“插队”期间有过一次从内蒙古东乌旗出发，绕经乌拉盖、大石寨、白城、乌兰浩特、沈阳回至北京的乘车经历外，于东北的自然、历史、人文均属空白。先生此行带定宜庄、王湘云、奇文瑛、我共五人，途经沈阳、新宾、长春、延吉、宁安、阿城、黑河、瑷珲、齐齐哈尔等地，考察了沈阳清宫、关外三陵、新宾老城和旧老城、吉林乌拉街和船厂遗址、叶赫山城、黑龙江将军衙门遗址，乃至阿城金上京遗址、宁安渤海国遗址、长春伪满皇宫。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东北史，由此浓缩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卷，而呈现于眼前。在考察历史遗迹的同时，我们还饱览了白山黑水间的绚丽风光：广袤无垠的原野、奔淌不羁的江河、蓊郁苍茫的林海、巨龙蜿蜒的群山、白练高悬的瀑布、静如处子的湖泊……我们曾在清澈的松花湖上泛舟，初次品尝鲜美的生鱼宴；也曾在白头山巅的天池边小憩，将天人合一的胜景永远定格在相片中。我还记得，登天池那天，天气晴明，青山碧水，一览无遗，适逢池中有“湖怪”游动，拖着长长的水纹，划破了明镜般的湖面，引得山上游人惊呼。

在此次考察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二事：一是先生精神矍铄，时年七十有二，仍健步如飞，以至在行进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排序：先生和向导领头，接着是几位女士，我则东张西望，习惯于殿后，为此先生常有抱怨。先生不仅不服老，还乐于尝新，五大连池有一口泉眼，介绍称，泉水有祛病养颜、益寿延年之奇效。泉水清冽，冷彻心脾，先生无丝毫犹豫，抱起水舀子连饮几口，令我辈自叹弗如，不想当晚就闹了肚子。一是在黑河考察，住在政府招待所。当时的黑河还是边僻小镇，条件落后，因为缺电，每夜幕降临，只临江一面(即朝向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一排矮楼亮起灯光，背面则是一片漆黑。白天在江边徜徉，江面上苏方一侧是现代化的轮船，而我方一侧居然还是船舷两侧各有一水轮驱动的“老爷”船，烟囱喷吐着黑烟蹒跚前行，看它老态龙钟的样子，估计至少有七八十岁了，依旧在发挥着“余热”。两相对比，不能不自惭形秽。当晚，有陌生人来接，先生说有会外出，两个小时后回来，夜已深，难掩兴奋之情。送他回来的是一位个子不高的“复员兵”,一身褪色的绿军装，穿一双旧解放鞋。来人告辞，先生才告诉我，此人叫胡德平，是胡耀邦总书记的大公子。适逢胡总书记到黑河视察，当晚接见当地党政军领导，不知从何处得知先生也在黑河，所以特将先生邀至会场。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胡总书记发出“南有深圳，北有黑河”的名言。二十九年后重新回顾，黑河已从默默无闻的小镇发展为闻名遐迩的边贸名城，而它与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繁荣程度也早已逆转。还是古语说得对：“风水流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三、重在酒德

我十六岁下乡，在牧区插队五年。北地高寒，加之蒙人生性豪爽，养成嗜酒的习惯，不仅男人喝，女人也喝。冬季大雪封道了，公社商店断货，牧民就从卫生院找来医用酒精，掺水照样喝。一次，我随邻包的胖“阿噶”(大嫂)到公社，她在商店买了瓶白酒，就在柜台前打开瓶盖，仰头一通豪饮，半瓶酒下肚，回头看看早已愣神的我，哈哈一阵大笑。我真是服了。但自己到牧民家，至多只是抿两口而已，并未养成饮酒的习惯。要说酒量，还是投入王门之后才“挖掘”出来的。第一次痛饮白酒是在1984年7月，即随先生东北考察期间。我们一行到了满族故里新宾，受到金县长的热情款待，在座的还有在满族圈里颇有知名度的县民委主任刘庆华。我们同行五人，一人为师，三人为女，与主人觥筹交错、对酒当歌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身上。那天到底喝了多少酒，谁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酒兴发挥到了极致，地上东倒西歪摆满一堆的酒瓶子，结果酒量很大的庆华先生喝糊涂了，我也彻底喝晕了，胳膊上当时就起了一大片红疹子。后来得知，这是酒精中毒的反应。俗话说“舍命陪君子”,何况当时年轻，一醉方休，总算圆满完成我们一行的答谢任务。

从此，先生总夸我有酒量。其实，我这点酒量在先生面前又算什么呢?想当初，日本侵略者驻军北平，时在燕京大学的锺翰师奉师命与日本宪兵队华田队长酒桌对垒，最终把华田喝得醉醺醺钻到了桌子底下，锺翰师则“得胜还朝”,为痛恨侵略者的师生们出了一口恶气。这典故，一直是我们酒桌上的一段佳话。

1985年我硕士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以后仍时常往来于民院，一是登门探视，一是求教释疑。研究中偶有所得，必先呈先生过目，而先生也来者不拒，即如先生为拙著《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的《序》中所云：“多年来刘君与我城郊分处，而刘君不以交通为阻，时相过从，偶亦出示所作，令我先睹为快，即或妄加点窜，不特不我为怪，颇引为知赏而持去”云。先生除了为我阅稿、批改、荐稿外，每次赶上饭点，先生和涂荫松师母必相邀进餐，我生性不拘小节，亦欣然受邀。我是北人，习于粗茶淡饭；先生师母是南人，讲究厨艺，师母偶或下厨，所做无不精细可口。在先生家吃饭，每饭有酒，白酒、红酒、黄酒，没开盖的、剩半瓶的，随意择选。酒不在多，有仙则灵，其实在先生家用餐的真谛，并不在于饭菜的可口，最真切的体验还是那种师徒当桌把盏、无拘无束的温馨氛围。师母是从来不多话的，但不用抬头，就能感受到她慈爱的目光。那感觉真是好极了。师母一旦去世，先生年事又高，这种温馨隽永的小聚便随之消失了。而先生在九十四岁高龄上最终一病不起，还是伤在肝上。先生年轻时酒量惊人，老来亦杯盏不辍，可说是一辈子与酒为友。酒是交友的利器，但酒精过多，对肝功亦是极大的伤害。前些年我去内蒙呼市，有蒙古族朋友告诉我，目下人过五十，已少有能酒者，只有两类人为多，一类是已经喝死过去的，一类是已经喝成废人(如患心脏病、“三高”、胃病重症者)而不敢再喝的。每念及此，不能不说先生的肝脏，亦如其为人，无论是面对人生中的巨大坎坷，还是面对酒精的长期侵蚀，都是超乎常人的坚强了。

嗜酒者难免醉，一醉方休是人生极乐的一种状态，但往往也是极度痛苦的开始。有些人一醉即失态，借酒撒疯，或恶语相加，或毁坏器物；还有些人即便酩酊大醉，亦不过倒头大睡。我等既属性情中人，五十岁前，每年难免也有一两次大醉。记得在民大院内，一次奇文瑛婚礼，一次(陈)小强婚礼，因为高兴，都是喝得大醉，以致不能回家，肩扛着自行车在家属院乱串。有一次醉酒后天色已晚，仍摇摇晃晃爬上三楼，到先生家小坐，尽管醉话连篇，先生师母仍不以我怪。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醉酒是有的，但从未有过失态，所以先生多次夸我有“酒德”,我亦颇以此自诩、自励，誓把此优点保持终生。

四、行己有耻

先生待人，无论长幼尊卑，总是温良谦恭，笑容可掬。偶发态度，对象多半是身边亲近者，包括弟子。我在先生面前一向比较随意，关于学术观点，还与先生辩过几次，如关于汉军是否满族的问题。先生尊重我们发表不同意见，记得只有一次有点冒火了，说了一句比较严厉的话，大概觉得我过于“胡搅蛮缠”了吧，过后也就烟消云散，谁让他碰上我这样有眼无珠的弟子呢?

先生一生教书育人，于人于己，无不把品行放在第一位。他臧否人物同样如此，且常从小事着眼，细微处观察。记得1984年随先生往东北考察，中途遇一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杨某(可惜忘了名字),他孤身一人出游，随即加入到我们队伍。途中无论谁身有不适，杨都主动拿出备用药，这本来就是小事一桩，先生却极看重，对我们连声夸奖杨，说他心地善良，为人好。先生临终前，住进西苑医院，某日我探视，在床头陪着先生静养，先生凭空冒出一句：“某某(姑隐其名)的人品不好啊……"”我连忙劝阻道：“您老的身体都这样了，还操那么多心干嘛?”先生又补充了一句：“他到老，还把自己老伴给抛弃了。”林深了，什么鸟没有?世间万物，人恐怕是最善于伪装的了。但“见微知著”,考察一个人的品行，从他的日常小事着眼，从他对待周围人的态度着眼，;无疑是很准确的。而先生一向“眼里揉不得砂子”,甚至于有些苛刻，由此可见一斑。

在不幸被先生划入“小人”之列者中，令先生最不待见的，当属那种在与海外学者交往中因贪图小利而丧失国格人格者。这或者与先生的早期经历与志向有关。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知识精英在治学同时，无不拳拳于救国。上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洪煨莲师在国难当头之际，向弟子发出“把汉学中心抢回中国来”的号召，此即为先生决心专攻清史、满族史之嚆矢。一旦立此志向，乃终生不改初衷。先生学贯中西，无论是身着西服革履，还是对襟袍褂，在他的胸中，始终燃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他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无疑接受了西方的影响(表现为多种语言的兼用),而他研究的立场、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擅长(如精于考据),乃至基本观点，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这一点，从他的研究始终把满汉交融的主流作为基本视角，以及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大框架中来考察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均可得到印证。这是先生留给王门弟子的宝贵遗产，必须珍重并薪火相传。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确有长足的发展，但弥漫于学术界包括史学界的种种污秽现象也在滋长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已成为国际学界公认的“汉学中心”,恐怕世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评定。不管怎么说，先师们的遗志未竟，需要众弟子继续为之努力。

1996年，先生在我请求下，题字相赠：“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下附小字“小萌同学好学敏求，十年来与我问学相长，乐可知也。余不善书而屡以相求，忝录顾亭林语以共勉”。距先生题字，转眼又是十七年过去了，先生早已驾鹤西去，我也年逾花甲。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先生题词的寓意逐渐有了深的理解。先生一生，论为人，论治学，无愧为践此八字之楷模，而先生耄耋之年仍以此与弟子相砥砺，亦足见是将此视为人生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我辈王门弟子，当以此八字为毕生的座右铭，方不负先生殷殷寄望之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张世林主编《想念王锺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