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世民的执政看诚信和捍卫法律尊严的重要性-细品《资治通鉴》之隋唐风云

《资治通鉴》中关于李世民执政的记录比较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记录，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唐初会出现贞观之治，跟李世民本身的治国理政的思路是分不开的。

而在今天的这段记载中，作为李世民的智囊魏征对于李世民诚信的劝谏其实对于我们看待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发展是十分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就从这段历史聊一聊关于诚信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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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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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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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在今天的文章中，有几点提到了在李世民执政时期的诚信问题，我觉得关于这样的问题，现在讨论依然有现实意义。

首先就是《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魏征在关于征兵的问题上对李世民的劝谏。

当时 封德彝进谏说在征兵的时候，有些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很健壮，建议可以征兵。李世民就准备签发，结果魏征就不同意，反复几次退回给李世民搞得很生气，就质问魏征。

而李世民为什么同意征收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呢？因为李世民觉得百姓在骗政府，很多人都是年满十八岁了，然后虚报年龄。

魏征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劝谏是从两个方面来劝的。

一个方面是说现在征兵的数量其实是足够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多了国家的负担其实也就上去了。

这点魏征分析得是挺对的。任何事情人多不一定是好事。我们当年精兵简政其实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国家把大量的钱财浪费到养人上，结果发现我们跟国外的实力差得越来越远。国外的军队的发展是走装备优先的，把大量的钱财砸到装备上，一打起来对你就是碾压，当年海湾战争就是明证。

所以后来我们才搞了大裁军，然后加大在武器装备研发上的投入，所以才有了我们九三阅兵我们的武器装备甚至开始领先世界，才有了印巴战争中我们的战机完胜印度战机的事情。

所以现在很多人总是片面的强调人多才能解决问题，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未来打仗可能就是无人化的趋势了，工厂生产也是无人化的趋势了，人不需要多，需要的是精。更少的人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富裕起来，如果人越来越多，但创造的价值不提升，反而会越来越贫困，因为多出来的人没有工作岗位也是要靠国家来养的，而养这些人需要上班的人交更多的税，反而大家越来越贫困。

另外魏征显然吸取了杨广的教训，杨广后来为什么好大喜功了？因为他搞均田制，分给了老百姓田地，老百姓就要服劳役，结果杨广一看这么多资源不用白不用啊，结果就拼命上马大工程，然后北伐高句丽，结果最终隋朝很快就灭亡了。

所以魏征才劝谏李世民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太随意的扩大征兵。

而之后魏征又提出了另外一层道理，就是国家执政一定要讲诚信。

李世民之所以想要扩大征兵，是因为他认为老百姓不诚信，所以才要废掉原有的制度，魏征认为是不可取的。魏征认为诚信是双方面的行为，首先是管理者要对下属诚信，这样反过来下属才会逐渐对管理者诚信。

提到这一点时魏征就举了几个李世民违反诚信原则，朝令夕改的事情，认为这都是对老百姓对于政府讲诚信的伤害，会导致老百姓不信任政府，那么后期执政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

而回到征兵这件事情上，魏征就提到了要扩大征兵，不就是因为李世民对于基层单位的公务员不信任吗？但是政府所有的事情都是交给基层人员办理的，总是不信任他们，那么就会导致离心离德，以后怎么推进政策执行呢？

所以我们看魏征以这个角度去劝谏，逻辑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李世民才听得进去。

而后来 张玄素的劝谏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张玄素提到了隋朝为什么而亡的问题，认为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隋炀帝对于下属是不信任的，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但这样的问题在于一个是君主高高在上，跟基层隔了很远，反馈回来的信息未必是真实的，而人的精力有限，又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亲自去查证，所以这里面就有信息传达的真实性的问题。

其次一个人处理事情总是要出错的，即使按照50%的正确率来讲，也会出现大量的错误的处置，那么全国算下来问题就太严重了。

所以 张玄素就认为治理国家不是靠一个人的能力就够的，一定要有一整套的管理体系，大量的人合力才能完成，这里面就要讲分工合作的问题，而分工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信任的问题。只有上级对下级信任，放权，才有可能将事情办好，如果没有诚信的基础，那么下级肯定就是推诿不愿意担责任，把所有事情推到上层来决策，那么出错的概率就是非常大的。

张玄素说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说的是体系内部的信任的问题。做管理的时候一定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在选拔和任命的时候要谨慎，在用的时候放手去用，不能在工作中总是疑神疑鬼，上下级都不信任，这样把问题都推回给上级，事情就没办法推下去，这也是我们在企业管理里面经常遇到的问题。

后面谈到的李世民担心官员贿赂，然后陷阱取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道理，陷阱取证存在的问题就是一方面人性是禁不住试探的，能不能抵抗住诱惑很多时候是诱惑大小的问题。其次这样做是从根基上伤害了上下级信任的基础，对于管理是非常不利的。

而本文中最后一个 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的事件实际上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当时唐太宗发现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于是就下诏书让他们自首，不自首就要严惩。但后来发现了假冒案件，李世民要杀掉他，遭到 戴胄的劝阻，李世民认为不是要讲诚信吗？如果不让杀假冒的人，自己的诚信何在？但 戴胄认为法律就是最大的信用，人可以失信，但法律不可以，要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其实这一点在管理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一种契约，社会秩序不能突破这种契约，而在企业管理里面各项规章制度也是如此。

所以管理者就要意识到一定要守护住这个底限，人失信可以道歉，但是如果百姓不信任法律和制度了，那么代价就非常的大了。

所以我们看历史上商鞅变法，起初老百姓就是对制度是不信任的，所以商鞅才要徙木立信，就是要逐步建立起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个代价其实是挺大的。

要知道人无信则不立，为什么儒家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诚信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石。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交易，很多时候都是相当于要交了钱，对方才要做事。最终提交结果可能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这里面最大的风险就是我把事情交给你做，但最终你没有做成。即使说没做成你退回了钱，但是我依然损失了时间。

所以现实世界中，我们做任何生意的时候，都会先判断对方的诚信，感觉对方值得信赖，我们才会放心的把一些工作交给对方，哪怕对方的价格要比看起来不诚信的要高。因为不诚信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会非常大。

所以很多年轻人刚入职场，不懂得这个道理，随意的消费自己的诚信，最终会导致自己在社会上无法立足。

尤其是做销售，人们选择在谁手里买什么产品，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产品怎样，因为很多时候人对于产品没有用过的时候是没有感知的，尤其是工业化产品，企业级应用更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一个销售者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诚信为产品背书。

所以很多年轻人初入职场，不懂得这个道理，认为销售就是走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消费者更看重的是你的产品值不值得信任，而产品不好评估的时候，就要看推销这个产品的人值不值得信任，这不是说你个人给对方送多少钱的事情，因为一旦产品出问题，给对方带来的就不是钱的问题。所以一个销售在职场上，首先就是要树立自己值得信任，值得信赖的人设，只有消费者觉得你值得信任和信赖，才会放心把项目交给你做，而不完全取决于价格的问题。

这其实就是销售人员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其实是建立在专业和诚信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年轻人不要小看销售这样的工作，要想做好也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的。

其实不仅仅是销售是这样，一个企业要想立足，诚信和坦诚也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发酵的某贝的餐饮的问题，其实大部分消费者并不是太在意这种中央厨房的模式，毕竟这种模式是有其优点的。尤其是对于大规模连锁企业实际经营者不能看住每一个店面，都只能用职业经理人的时候，用标准化产品就能防止因为个别店的产品问题导致整个品牌的坍塌。但消费者其实不满意的是企业的应对，也就是所谓的诚信和坦诚的问题。如果第一时间经营者以坦诚的面目出现也许就不会发酵到现在的程度了。但是当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诚信基础破坏了，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了。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如此教导我们了，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实老祖宗如此敦敦教诲，背后其实都是无数深刻的教训才总结出来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诚信才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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