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现代性如何迫使人面对创造自己？

选自《福柯说权力与话语》陈怡含编译

将福柯的“权力说”放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之下探讨是必须的。现代性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中心间题。英国学者吉登斯曾这样定义现代性，即现代社会或者工业社会的缩影。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一种论述，也是最直白的一种论述。

伴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的起点开启。在启蒙时代，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家将理性视为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理性是人类思想的基础和本源。理性开始排斥一切非理性因素，也引发了自身危机，特别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非理性丧失了自我表达的途径，可是理性也由此陷入危机之中。韦伯意图将理性丰富化，分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由此形成了现代性的二元结构。从价值理性来看，与传统制度相比，人类确立的自由和民主的现代制度超越了神权和王权，而对自身人权的看重是一种进步。从工具理性来看，理性的高度发展将人的思想钳制，同时又束缚了人的自由。这种二元对立和矛盾的解决之道就是用价值理性来克服工具理性，引导工具理性规避其缺陷。随着社会的变化，二元又逐渐走向多元，在吉登斯、福柯等人的理论创见中可见其端。比如吉登斯将现代性化为三个层次，即现代性的制度层次、理念层次和态度层次。制度是表层，理念是深层，态度是人对自由的追寻。但是，现代性越来越深入人们生活的时候，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不可小觑。

不同于认为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福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是权力。前文已论述过，和马克思不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他是从总体性的层面来进行分析，这是一种宏观权力的批判，而福柯的批评则是微观层面的。他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对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常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质疑，从而在看似进步的现代性中直指其黑暗之处。

首先，福柯认为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从17世纪开始，权力已经开始作用于微观层面。这种微观权力不同于宏观权力，它们之间没有相似性，它的运作是来自于规训技术。

其次，微观权力的行使已经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福柯注意到劳动生产时的高度组织化特征。对于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劳动特点，福柯看到的是这种监视和控制已经成一种经济活动特征，它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在这种规训权力关系的作用之下，一所全景敞视监狱开始形成。福柯存在于微观领域，依托于非政治机构，而普遍存在与家庭、医院等机构之中。

最后，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消解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很是复杂。虽然是在权力的建构之中知识形成，但是知识也影响着权力，在知识之中也可以施予权力。比如说，知识的真理就代表了一种权力，科学也在施行着权力。因此，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变得暖昧和模糊，一方面，科学背后渗透着权力，因而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在某种意义上渗透了科学性。这种认知无疑是深刻的。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摆脱了总体性的宏观视角，而深入到日常，掀起惊涛骇浪。但是这种分析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只从微观层面进行分析，而拒绝了宏观层面的分析，其实也掩盖了权力被谁控制的事实和为什么要控制权力的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福柯依然触摸到了现代性的病症。福柯反对马克思的观点，将现代性的病症都归结给经济。他认为，19世纪开始，对社会的批评基本都是从经济出发，认为经济对于社会变革起着决定作用，但是忽视了构成经济关系的权力关系。

人类思想的发展自有其逻辑，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对于思想的机械决定，不能一切都归于经济和资本。这种认知其实是正确的，经济决定论并不能解释一切问题，但是微观权力同时也不能摆脱经济和资本的左右，福柯并没有一概否定资本的价值，他充分认知到了其作用。比如在分析17、18世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候，认为人口流动和生产的发展都是重要的原因，规训方法其实顺应了这种历史形式的发展。所以，福柯的权力和规训概念依托于各种各样的权力之间的互动和交叠，最后统一于资本的运作，维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规训权力的方式的更新和变革。借助于规训权力，资本家成了现代社会的主人，资本家建亚于一套符合自身需求、癖好、气质的权力模式，通过作用于个人肉体和社会总人口而得以实现。权力对于身体的作用是福柯的重要发现。在《规训与惩罚》中，公共刑罚的展示是通过血腥、暴力的手段来对身体进行直接的惩罚，这种惩罚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君主权威。到了18世纪中后期，酷刑逐渐被温和的刑罚所取代，人道主义的呼唤让刑罚显得温情起来。但是惩罚其实是以更普遍和精巧的方式嵌入到社会之中，转移到内在的灵魂中去。进入19世纪，精神病学、犯罪学等知识和技术进入到惩罚体系，以学科化的规范方式，对刑罚进行改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学”，也就是规训。这种新的支配身体的方法和奴隶制、戒律等已经大大不同，而是把人作为了一种资源，使得身体变得顺从而有效，从而造就出有用的身体。而对身体实施规训的手段包括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等手段，形成了一个严格控制和训练身体的网状结构。

对身体遭际的关注构成了福柯现代性诊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建构了“权力一身体一知识”三维体系，作权力分析的基础，为身体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他关注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体，目的类似于康德，是要探寻人的自由之路。现代性的发展看似大大解放了人类，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是，工具理性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解放，现代性的分工劳作，将人固定在具体的地方，每天重复的是单调而无聊的劳动，长此以往，带来的是身体的疲劳和心灵的倦怠。这个社会没有以前糟糕，但是也不比以前更好，战争在减少，寿命在增加，生活很便利，可是价值的迷失和错乱却越来越严重。到底哪个更严重一些呢？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对人类更好，还是精神生活的迷乱对人类更差？人类始终无法进入一个彻底摆脱了痛苦的世界，即使终有一目不用去操心物质生活，可是精神生活的空虚又该怎么填补呢？所以，福柯消解现代性，反对宏大叙事，关注微观层面和人们的具体生活，主张多元和重建，正是要将人从现代性的危机之中解放出来。而他具体要怎样去超越现代性呢？

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遍布方方面面，遍布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使用权力的能力，要想找到一个权力的统洽者，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双重身份，既是权力的帮凶，也是被权力压迫的人。所以，抽象地去谈论阶级斗争，从阶级矛盾中寻找斗争的根源，去区分敌人和朋友，是徒劳无功的。因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斗争主体，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我们都在相互反抗和互相倾轧。当斗争的主体模糊的时候，斗争又从何谈起呢？福柯将人类社会的斗争分为了几种类型，即宗教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马克思那里，经济斗争是最主要的，而在福柯看来，个体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才是当代占据主导的斗争形式，所有无法忍受权力的人都可以投入斗争之中。

而要具体地颠覆微观权力，必须一点点地进行，想要瞬间完成一场大的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颠覆权力必须是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是反规训的，是从主体原则中解放出来的。否则，反权力如果在权力范围内活动，即使获得了胜利，也只是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的产生，从而又回到了原地。所以，只有彻底放弃以规训为出发点的权力形式，才能获得一个新的自我，新的灵魂，新的生命。而这种能够改变每个个人的，就是自我在生存上追求的一种超脱的美学状态。这是福柯在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中的发现。“现代性并不能‘从人的存有方面实现人的解放’，它迫使人去面对创造自己这一任务。”而人又该如何去创造自我呢？如何建立起一种超脱了规训权力的生存美学呢？在现代性的大框架之下，这或许是个无解的难题。

福柯看到了现代社会中微观权力的无处不在，但是对于宏观总体的排斥，使很多哲学家认为他的学说主张只能看到现象。在这个层面上，福柯说即使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政权，仍然不能指望它可以扫除存在于学校、医院等机构中的微观权力。其实，福柯后期提出了生存美学的概念，可是福柯所主张的从古希腊中发现的生存美学能够在多大层面上发挥作用呢？会不会只是一个缥缈的主张，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否定福柯的贡献，他是无比清醒的，他对现代性的解剖，让我们透彻地看到了被启蒙思想家和现代主义精心遮蔽的现代性的另一面。韦伯等人孜孜以求的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残酷而精巧的牢笼”，束缚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