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国宝入川 抗战烽火中的文明守护‖王霜

国宝入川

抗战烽火中的文明守护

王 霜

2025年9月3日,随着“岁月记忆:国宝西迁与高校入川”特展在成都博物馆拉开序幕,一段抗战烽火中关于文明守护的珍贵记忆也再次开启。

观众观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惊醒了沉睡的中国。随着日军铁蹄南下,北平危在旦夕。一场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拯救行动悄然展开——近两万箱故宫文物踏上漫漫南迁路。这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一场与战火赛跑、为文明续命的壮举。在硝烟中,文物守护者与四川人民共同书写了一部跨越山河的文化史诗,守护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展览再现国宝迁徙前的装箱场景

烽火启程

国宝南迁的历史抉择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的炮火撕裂了东北的夜空,也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序幕。随着日军铁蹄向南推进,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千年古都北平危在旦夕。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一场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守护行动正在悄然酝酿——故宫文物南迁。

这不是寻常的文物搬迁,而是一场与战火赛跑的文化拯救。文物南迁的背后,是对文化传承的深刻认知——文物存亡关系民族文脉的延续,保护文物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熊熊烈火,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野蛮行径,无不在警示着文化珍宝在战争中的脆弱性。

面对文物去向的争论,意见纷纭。绥靖者寄望于国际干预保障文物安全,激进者甚至提出拍卖文物购置军备的方案。经过激烈辩论,1932年11月,当局最终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南迁。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启运。在军警严密护卫下,木板车碾过青石板路,将承载中华文明的珍宝运往北京西站。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文物分5批南运,其中包括《四库全书》、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快雪时晴帖》等国之珍宝。连同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000多箱文物,总计19557箱文化瑰宝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旅。

1933年3月,第三批南迁文物在太和殿前广场装车( 资料图片)

这些文物最初秘藏于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仁济医院旧址,1936年12月又转移至南京朝天宫库房。然而和平的曙光并未降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危在旦夕。刚刚安顿的国宝不得不再次踏上征程。

三路西迁

山河万里间的生死竞速

1937年11月20日,故宫文物西迁的宏大征程正式启动。近两万箱文物兵分三路,开始了世界文物保护史上最为壮观的迁徙。每一路都充满艰险,每一步都关乎文明存续。

北路文物从宝鸡到汉中再到成都的转运,都由故宫博物院科长那志良主其事。翻越秦岭、经由“难于上青天”的川陕古道,从宝鸡到汉中,至1939年2月27日,北路文物转运至成都。一路上,战火纷飞之间,文物经历重重劫难:在绵阳附近,一辆运文物卡车从临时便桥上翻落河滩。万幸的是,车辆未落入水中,所载图书档案类文物完好无损。

空车返回汉中途中,又发生两次翻车事故。一次那志良与助手落入路旁稻田,另一次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森玉与那志良一起随车翻入稻田,所幸均无人受伤。当最后一批文物离开汉中仅12天,日军7颗炸弹将汉中文庙炸成废墟,其凶险可见一斑。

中路文物9369箱的运输同样惊心动魄。1937年11月19日开始,这批数量最多的文物走水路由南京运往重庆。由于重庆多雾潮湿,且日军空袭频繁,1939年3月底至4月初,马衡院长亲自带队赴川南勘察,最终选定乐山县安谷乡作为储藏点。在当地百姓帮助下,文物分存于古佛寺及宋氏、赵氏、易氏、梁氏、陈氏、朱潘刘三氏宗祠。令人感动的是,安谷人二话不说将宗祠里祖先的牌位搬出,腾出空间安放国宝。宗祠四周参天古树的天然掩护,使文物在1939年日机轰炸乐山时幸免于难。

迁徙途中历经千辛万苦,图中装有文物的汽车过河场景( 资料图片)

南路运输虽然数量最少,但其历程同样曲折。这批文物经长沙、贵阳,最终抵达安顺,在华严洞密藏六年。1944年12月独山陷落当天,紧急接运到四川巴县。每一次转移都是与时间的赛跑,与死神的较量。

至此,故宫文物西迁的宏大工程基本完成。三路文物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在巴蜀大地上找到暂时的安宁。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文化长征,创造了文物迁徙史上的奇迹,也为后续的文物保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文物工作者们用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守护着中华文明的血脉。

巴蜀守护

战火中的文化绿洲

文物入川后的安置工作堪称一场精密的文化保卫战。在巴蜀大地的青山绿水间,这些国之珍宝找到了栖身之所,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考验。1939年5月中旬,那志良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将所有存在成都的文物迁往峨眉,且必须在5月底前完成。时间紧迫,那志良立即派科员牛德明先行前往峨眉准备,自己则赶赴彭山县城,物色了禹王宫、万寿宫和县立初级中学作为临时中转储放点。

实际的搬迁工作从5月17日开始实施。一部分文物直接从成都运往峨眉,另一部分则先转运至彭山暂存,以符合5月底全部运离成都的命令要求。全部文物直至1939年6月4日才完全迁离大慈寺,到7月11日,暂存彭山的文物也全部安全运抵峨眉。这些国宝最终安置于峨眉县城东门外的大佛殿和西门外的武庙、火神庙。

历史的戏剧性在此时显现。就在文物全部撤离成都后的第七天,即1939年6月11日,日军27架飞机轰炸成都,造成226人死亡,432人受伤,繁华地段数十条街道被毁。那志良当天正由峨眉返回成都办理善后事务,亲眼看见了这场惨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西面是一片火光,走出大慈寺一看,肩担抬着受伤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医院里去。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被炸地点距大慈寺最近处不足500米,文物若未及时转移,后果不堪设想。

在各存放点,文物守护者与当地民众建立了深厚情谊。在大慈寺,故宫职员注重与僧人搞好关系,僧人们也认真遵守防火七条规定,形成了融洽的相处氛围。在乐山安谷,国宝们还迎来了特殊的参观者。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教授杨东莼、徐中舒,著名画家丰子恺、齐白石等文化名人,都曾到安谷参观库藏书画。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为编教材,还获准抄录了《四库全书》中的珍贵篇目。

1946年11月,为感谢四川人民对文物保护的贡献,故宫博物院在成都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举办“故宫书画展览会”。展览精选了从晋朝至清代1500多年中最具代表性的88位书画家的100件精品,包括王羲之《七月都下帖》、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赤壁赋》等旷世之作。展览原计划从11月12日到12月5日,因市民热情特别延期两天,观展人数达5.5万人次,成为一场空前的文化盛会。

文物在川期间,不仅得到了妥善保护,还促进了当地文化发展。展览、学术交流等活动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也为专家学者提供了研究机会。这种文化互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

迁徙文物《洞庭渔隐图》

文脉赓续

高校内迁与学术火种

全民族抗战时期,四川不仅是故宫文物的庇护所,更成为延续中华文教血脉的重要阵地。随着战火蔓延,全国高校和文化机构大规模内迁,巴蜀人民以博大胸怀接纳了这场空前的文化迁徙,共同铸就了战时中国的文化摇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华东、华中广大国土相继沦陷,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迫西迁。据史料记载,1937年至1945年间,全国逾半数高校先后迁入四川办学,其中包括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学府,以及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著名私立院校。这些学府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终在四川找到了继续办学的安宁环境。

成都华西坝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这里汇聚了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燕京大学四所高校,与本地的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时称华西坝“五大学”。各校资源共享,师资互通,形成了独特的合作办学模式。在华西坝,可以看到不同学校的师生在同一教室听课,在同一实验室做研究,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

与此同时,重庆沙坪坝、夏坝以及宜宾李庄等地也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聚集区。李庄这个长江边的小镇,迎来了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重要学术机构。当地乡绅罗南陔主动腾出家族祠堂“旋螺殿”供同济大学办学,并动员村民让出房舍,写下“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的十六字电文,成为文化迁徙史上感人至深的一幕。

伴随着学府西迁,中国学术精英和文化名流也纷纷迁居西南。统计数据显示,九成以上的知名学者、艺术家内迁至四川等地。马寅初、侯外庐、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巨擘,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王家楫等科技专家,郭沫若、柳亚子、黄炎培、沈钧儒等文化名人,都在巴蜀大地上继续着他们的学术追求和文化创造。

在这些文化名家的带领下,各领域研究在艰难环境中开花结果。地质学家常隆庆发现攀枝花磁铁矿,为战后工业建设奠定基础;植物学家方文培出版《峨眉植物图志》,将四川植物分类学研究推向国际水平;生物学家童第周在简陋条件下坚持实验,发表有关无尾两栖类及金鱼卵子的重要研究;化学家侯德榜发明“侯氏制碱法”,突破技术封锁;数学家柯召推动四川数论研究长足发展;考古学家董作宾完成巨著《殷历谱》,成为殷商史研究的里程碑。中国营造学社在梁思成、林徽因带领下,完成系统的川康古建筑调查,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迁高校与当地社会的深度融合。各大学积极开设公开讲座、举办展览、组织文艺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当地文化生活。华西坝“五大学”联合举办的学术演讲往往座无虚席,成为成都重要的文化盛宴。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提升了当地文化氛围,也为战后四川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青年学子在这特殊环境中刻苦求学,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统计数据显示,内迁高校培养的学生中后来产生了100多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其中包括朱光亚、邓稼先等6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旭华、袁隆平等“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们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立下报国之志,成为新中国各领域的栋梁之材。

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大多复原离川,但其文化影响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部分师资留在四川,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华西协合大学在与其他高校合作过程中壮大发展;许多内迁院校与当地建立的学术联系持续保持。这些文化遗产为战后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今天四川的多所知名高校,其发展历程都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有着深厚渊源。

敬告:本文已经成都日报授权转载,未经原发媒体成都日报授权,请勿转载。

来源:《成都日报》2025年9月15日第8版

作者:王 霜

图源:成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