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得好不如学历好”？学历门槛何时让位于实绩担当？

在河北省衡水市某镇，一个特殊的岗位状态已持续一年有余：原镇长调任后，镇人大主席以正科级干部身份，被组织上安排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从统筹乡村振兴项目落地、牵头征地拆迁攻坚，到调度民生保障日常事务、处置突发应急事件，他干的是实打实的“代镇长”活儿，扛的是一镇发展与民生的重担。

一年多来，他以“任劳任怨”的姿态交出了亮眼实绩，群众认可度高、同事评价扎实，可当“按程序”该履行镇长任职手续时，“非全日制学历”这道硬门槛，却让他始终跨不过“转正”的最后一步。这不仅是一位实干干部的职业困境，更叩问着基层干部选拔中“程序正义”与“实绩导向”的平衡之道。

从干部任用程序看，原镇长空缺一年多，由人大主席主持政府工作，本身是组织基于其能力的信任，也是“以岗识人、以事验人”的实践过程。这一年多里，“主持工作”不是“挂名负责”，而是实打实的责任担当：这些“钉在一线”的付出，是他作为“实际负责人”的履职答卷，也是组织考察其是否胜任镇长岗位最直接、最鲜活的依据。程序上的“主持”，早已在实践中转化为“实质履职”，而一年多的实绩，本应成为他“按程序”转正的核心支撑。

可现实却是，“非全日制学历”成了打破“程序惯性”的“拦路虎”。按照干部选拔的部分硬性标准，“全日制”成了不可通融的条件，哪怕这位干部已用一年多的实干证明自己完全能扛起镇长职责，哪怕他的工作成效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多次肯定，哪怕群众提起他时都竖起大拇指，一张文凭还是让他卡在了“最后一公里”。这种“重文凭轻实绩”的选拔倾向，看似是在坚守“程序标准”，实则是对程序初衷的偏离——干部选拔程序的设计，本是为了选出“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的合格者，而非用单一标准将真正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挡在门外。

当“主持工作”的实践考察已充分验证干部能力，却仍要被学历门槛束缚，不仅会让干部寒心，更会让“程序正义”变成“程序空转”：组织安排其承担重任，是认可其能力；可到了晋升环节，却又因学历否定其付出，这种前后矛盾的评价逻辑，难免会让基层干部产生“干得好不如文凭好”的困惑。

更深层来看，衡水某镇这一案例，折射出基层干部选拔中“标准适配性”的问题。乡镇镇长岗位，需要的是懂基层、善治理、能攻坚的“实战型”人才，考验的是处理复杂矛盾、推动工作落地的“硬本领”，这些能力的积累，更多依赖于一线实践的打磨，而非校园里的理论学习。

用“全日制学历”给乡镇干部设限，本质上是用“通用标准”套“基层需求”，忽略了基层岗位的特殊性与实干经验的价值。这位“代镇长”的困境，也给基层干部选拔提了醒：程序标准需要有，但更需要“接地气”的弹性与温度，要让“实践考察”的权重真正大于“文凭标签”，让“一年多实干”比“一张全日制文凭”更有说服力。

破解这一困境，关键在于让“实绩导向”真正融入干部选拔的全流程。一方面，应优化基层岗位的选拔标准，对乡镇等重实践的岗位，适当放宽“全日制”限制，将干部在“主持工作”“临危受命”等特殊时期的履职表现作为核心考察指标，让“干了什么、干成了什么”成为硬通货；另一方面，要完善“实践考察”的评价机制，对长期承担重要职责、实绩突出的干部，建立“实绩优先”的晋升通道，避免“唯学历”的单一评价稀释实干的价值。

基层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批愿意沉下心、扑下身的实干干部。衡水某镇那位“代镇长”的遭遇，不应只是一个个案。唯有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位置”，让干部选拔的程序真正服务于“选对人、用好人”的目标，才能让更多像他一样的实干型干部，敢担当、有奔头，也才能为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筑牢人才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