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诗当于老百姓求”

近年来，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哲孙念东老师致力于整理祖父遗稿，在其推动下，几乎每年都有柴先生遗稿刊行，《柴德赓日记》（商务印书馆，2025）最近也已同读者见面，其恒心与毅力，让人感佩。而柴先生生平交游广泛，友朋间书札往来频繁，这些信函，为近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鲜活的史料。同时，这些书札多为当时文史学界第一流学人所作，对研究近代书法史也有裨益。故而，念东老师以家藏柴先生与友朋来往书札为基础，编辑成《柴德赓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18），以飨学林。

《书信集》书末收有两封佚名残札，第二封1950年代后期来函，笔者前已撰《〈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佚名信作者考》，考为柴先生中学友人马呈祥。前年冬天，念东老师整理藏书手稿，新发现了马呈祥来函信封，可为佐证。

然而，第一封抗战后期来函，作者为谁，仍待进一步考索。兹先抄录原信如下：

青峰先生：

月前由陈先生处见到惠书，在远不遗，感激之至。衰病侵寻，未能即复，幸老友谅之。公自谓入蜀后无诗，然于夫子处读公五言长诗，殊有风格，何太谦也。弟三年来仅免为饿殍，光复后生活趣味亦不见佳。文章已萎靡，诗更无之。因信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者，恐尚未至甚穷地步。若穷至无一毫从容闲适之境，则诗且无有。何工之云乎。况吾辈作诗，不过弄玩意儿，嚼文咬字而已，实则不够作诗资格。好诗当于老百姓求[后阙]

此信由于残缺，没有落款，故而编者念东老师定为佚名函，置于《书信集》之末，比较稳妥。今搜集相关文献，对此信略作考释。

欲疏通此信内容，当先考其作者及写作时间。蒙念东老师信任，以《书信集》所收诸信扫描件见贻。这些信札，书风各异，赏心悦目，翻至孙楷第先生1946年10月15日来函时，忽觉其字迹书风与《书信集》第一封佚名信尤为相近。细加比较，确为一人所书。故《书信集》第一封佚名信，可确定作者为孙楷第先生。

此信写作时间，从孙先生信中“弟三年来仅免为饿殍，光复后生活趣味亦不见佳”，可以窥知。柴先生是1944年离开沦陷区的北平，当时本拟与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恩师陈援庵先生偕行，因故未果，详可参俞宁先生《柴德赓先生出北平记》。孙先生信中言“弟三年来仅免为饿殍”，当是合柴先生离开之年计算，故此信当作于1946年。从“月前由陈先生处见到惠书，在远不遗，感激之至”，可知孙先生写此信时，柴先生尚未回到北平。信中云“公自谓入蜀后无诗，然于夫子处读公五言长诗”，“入蜀后”指的是柴德赓入蜀任教于当时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五言长诗”则指的是《丙戌正月初六，蜀中述怀，自余南来，忽已两年矣》，其云：

平生慕古人，有似有不似。

大志非敢期，偶然诵书史。

何幸符伟明，乃师李元礼。

幅巾奋袖中，谈辞如云起。

大浸稽天来，狂涛没虫螘。

中流存灵槎，隐隐若高垒。

吾亦处其间，俛画而仰视。

朝暮望云霞，蜃楼成海市。

忽学地行仙，飞渡仗一苇。

谁谓两戒阔，心远室匪迩。

河洛多风尘，迅雷未掩耳。

仓皇即行路，肠裂一车鬼。

关中何寥落，王气俱往矣。

褰裳揽终南，秦风声变徵。

雨从秦岭过，天险未可恃。

森森子房祠，悠悠想纳履。

排空入剑门，方叹设施美。

峨嵋天半好，望之色然喜。

不意蜀道难，绝尘还如砥。

流转来江津，笑傲空山里。

高下尽梯田，随处供耒耜。

天与生民资，茶糖兼鱼米。

豆麦无暑寒，大时有齐理。

人物亦俊秀，谋国同一轨。

陡闻天地旋，文明从兹始。

感昔泪纵横，天步易泰否。

相约入峡人，各各归乡里。

吾亦返初服，读书重为己。

风云几变幻，兵戈仍未已。

吾怀郁不欢，安忍复见此。

春风满绿芜，会看甲兵洗。

何当雪山融，浩荡乘江水。

丙戌年正月初六即1946年2月7日，柴先生云“自余南来，忽已两年矣”，是因为此诗作于1946年初，故计1944和1945两年而言。据此，可知此信写作的时间上限是1946年2月7日。而据念东老师《柴德赓年谱》（商务印书馆，2024）：“8月1日，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发聘书，聘为史学系教授，同年升教授的有张鸿翔、余逊。……八月下半月，随大学补习班送二十九名学生乘船到天津，由陆路至北平。”故而，孙先生这封信，可以初步推定写于1946年2月到8月间。

《书信集》中收有1946年5月28日周祖谟来函，有云“援庵先生自得兄五月五日一札后，未得来书，顷持大札呈阅，惊喜过望。惟盼早日来此，日内恐不再修书矣。兄之北来，无人不嘱望已久”。信末又附记云“孙公北大已聘为‘教授’，夙愿得逞。自是佳音。且有信嘱弟代呈，今即随函附寄”，“孙公”整理者注“指孙楷第”，甚是。由周祖谟此函，可知当年5月5日柴德赓致信老师陈援庵先生，收到信后陈先生大喜。且柴先生信中，除了向老师请益问好，当也询问了辅仁旧友的近况，其中应该就有周祖谟。故陈先生第一时间持信与周祖谟分享。而柴先生致孙楷第信，应是一同寄给了陈先生。故而孙楷第函中开篇云“月前由陈先生处见到惠书，在远不遗，感激之至”。而周祖谟信中“（孙公）且有信嘱弟代呈，今即随函附寄”，随函附寄的就是《书信集》中第一封佚名函。据周祖谟来函，不仅可以为《书信集》第一封佚名信作者为孙楷第提供一旁证，而且还可以将孙楷第此信写作时间缩小到1946年5月5日到28日之间。

柴德赓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当时孙楷第正在北平师大国文系任助教，两人之初识，当在这一时期。后柴先生于1936年任教辅仁大学史学系，孙先生也在1942年夏执教辅仁，这一时期，二人往来颇密。这从孙先生1946年10月15日来函提到柴先生抗战期间南下前曾向其借阅过“商务印本嘉靖本《三国志传》二函”即可看出。

孙先生回信中称“衰病侵寻，未能即复，幸老友谅之”，也并非托辞。孙先生这一时期，身体长期抱恙，以至于两年后，北大中文系学生还发起了为他捐款养病的活动，但孙先生婉言谢绝（见于飞《孙楷第先生年谱简编》）。

抗战后期和光复初期，北平物价腾涌，学人身处其中，生活倍感艰辛。这在《书信集》中所收余嘉锡、余逊、周祖谟等人信中，均有提及。故而，孙楷第先生在信中感慨道：“弟三年来仅免为饿殍，光复后生活趣味亦不见佳。”并向老友进一步倾诉心曲，“文章已萎靡，诗更无之。因信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者，恐尚未至甚穷地步。若穷至无一毫从容闲适之境，则诗且无有。何工之云乎。况吾辈作诗，不过弄玩意儿，嚼文咬字而已，实则不够作诗资格。好诗当于老百姓求……”。可惜这封劫后幸存的函札，只保存了一页，至“好诗当于老百姓求”，戛然而止。

1969年孙楷第先生下放“五七干校”，离京前，藏书、手稿、笔记等送给了中国书店。于飞先生撰《孙楷第先生年谱简编》，可供取资的材料实属有限。《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收录的孙先生来函，为我们提供了抗战后期和光复后，孙先生的生活、任教、交游等史料，便显得弥足珍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