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和文革中的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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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之父”于敏，一生都有很强的诸葛亮情节。

但和诸葛亮不同的是，他老人家对政治不闻不问，所以被卷入很多运动，甚至自嘲是“老运动员”。

许多领导对于敏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只爱读书，不问政治”。

于敏1949年毕业于北大理学院，之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1951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组。

于敏读书时就喜欢诸葛亮，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终身座右铭。

年轻时，朋友们调侃他“以诸葛亮自居”，说最好再加上“周瑜”，改名为“于（瑜）亮”。

反右运动时，就有人批评他架子比诸葛亮还大，不主动与党合作，居然要三催四请。

好在于敏性格内向，开会不爱发言，不爱表态，从不留什么话柄，让他始终有惊无险。

他对各类运动不怎么理解，但从不做任何褒贬，被看成不关心政治的“可争取”对象。

1960年原子能所二部，发起了“红专大辩论”和“拔白旗”运动。

相关部门提出，要让政治指导科学，不能让科学凌驾政治。

于敏被批评为只抓“清炖头尾”（“头”指提出问题，“尾”指做出物理结论），而让群众去做“红烧中段”（即中间的大量计算工作）。

于敏被责令检讨，并成为“白专道路的一面旗帜”遭到批判。

当时他正在兼职读副博士学位，因为“粉红色道路”问题，学业只能终止。

于敏想不通为什么会被扣上“自私、骄傲自大、个人主义、用粉红色欺骗年轻人”等帽子，觉得非常冤屈。

但每次批判会结束后，他都能很快静下来，专心搞科研。

当时组织给于敏的态度，是“一批二用”，毕竟没人有他那么强的科研能力。

于敏被批“白专”道路后，被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要走，搞原子核裂变理论。

1969年林总的“一号战备命令”后，理论部一分为二，大部分去四川三线，一部分去河南干校。

当年的11月末，于敏举家登上开往四川的列车。

不久后，上级考虑到国家热核实验紧急，又作出决定：科研人员陆续返京工作，家属全部留在山沟里。

1970年底，于敏接到去青海“221厂”（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对外称呼）工作的命令。

某次“221厂”的炸药冷试验出了问题，军管会领导把这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要查参与实验的人员中，是否有“五一六分子”，为此搞了个“学习班”。

于敏坚持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在军管干部的面前说：“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于敏因此进了“学习班”。

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为于敏说话的邓稼先，也进了“学习班”。

幸亏由于社会关系简单，造反派在于敏身上找不到把柄，他很快被放了出来。

（其实不是，更大的原因是杨振宁访华，点名要见邓稼先，邓老趁机保了于老）

其他同事也纷纷出面，证明于敏一贯表现良好，考虑到于敏人才难得，又被指定抓科研。

改开后于敏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在“文革”中沾了国防科研的光，否则早就又当了“运动员”。

于敏一生都以诸葛亮为学习的楷模，他评价诸葛亮最可贵的精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有人称他也是诸葛亮式的人物时，于敏总要谦虚说：“我比诸葛亮差远了，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我只是萤火之光，怎能与皓月争辉。”

16年央视采访于老，说起他是新时代的诸葛亮，于老依旧谦虚地说：萤火之光，不敢与皓月争辉。

三中全会之后，党对两弹一星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战略科学家，都给予副国级待遇。

虽然组织分配给了于老大房子，但于老不喜欢那些，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

据采访于老的记者说，于老屋里摆着油漆严重剥落的老式写字台和书柜。

于老客厅悬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顺带讲个趣事。

某次核试验开始前，九院副院长陈能宽一时感慨，就脱口而出，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于敏听了大喜，站起来接口背诵，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背，在坐者无不动容。

陈能宽将最后几句让给了于敏，于是众人听于敏一人背道：

夫难平者，事也。 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 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 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 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那一刻的核工作者，都是这样一种情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