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碳关税 重塑全球价值链及中国应对

从 2026年1月1日开始，欧盟碳关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正式启动，这将全面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与国际贸易规则重塑。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在加速构建类似制度体系，全球范围内的碳关税规则呼之欲出。对中国而言，欧盟碳关税机制的生效不仅意味着我国高碳行业面临成本提升和竞争力削弱的双重压力，同时，也更深层地冲击着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与生存空间。因此，全球碳关税规则的制定不仅是一场气候治理政策的变革，更是一次全球产业格局和贸易规则的深度重构。在此背景下，精准研判欧盟碳关税的本质和动机，分析其对全球产业和资源布局的深远影响，系统谋划有效应对，不仅关乎我国对外贸易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也将决定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在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中的位置。

欧盟碳关税机制的本质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欧盟碳关税机制已成为影响未来国际贸易与产业竞争规则的关键变量。碳关税机制是欧盟为规避“碳泄漏”风险而设计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则，但此项政策设计的背后还蕴含着科技、产业和政治博弈的多重因素。因此，深入剖析欧盟碳关税机制的本质，不仅有助于准确分析预测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新一轮国际话语权争夺的重要基础。

（一）避免“碳泄漏”风险的有效气候治理手段

欧盟实行的“碳关税”机制是应对“碳泄漏”的有效政策工具，有助于激励各国协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过去，单个国家和地区对本国企业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导致部分企业将高碳产业或部分环节转移到环境法规更宽松的国家生产，最终再将产品进口回本国市场。本国企业的碳排放只是转移到他国，而全球碳排放总量并没有削减，使得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囚徒困境”。碳关税对进口产品根据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征收费用，使其价格与本国承担了碳成本的产品价格持平，使得企业失去为规避碳成本而外迁的经济动机，留在本土进行绿色转型反而成为更稳定、更具长期竞争力的选择。欧盟提出的碳关税机制能够将碳成本内部化，有效避免“碳泄漏”风险，从而有助于世界各国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步伐，共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问题。

（二）披着“环保外衣”的新型“绿色同盟”战略

虽然碳关税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碳泄漏”风险，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手段，但是，从更深层的本质上来看，碳关税机制实际上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披着“环保外衣”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核心目的是构建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绿色同盟”。

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主要经济体产业、科技与政治博弈持续激化，与气候治理相关的低碳技术和产业也是产业和科技竞争的必争之地，导致全球气候治理也成为了大国政治经济博弈的关键领域。欧美国家相继以推动协同减排为名，实则实施差异化的绿色贸易壁垒。

目前，欧盟提出的碳关税机制存在严重的排他性与不公平性。一方面，欧盟无视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单方面将欧盟的碳价标准、核算方法强加于贸易伙伴，构成了事实上的“规则壁垒”。另一方面，欧盟深谙单边行动易引发贸易战，对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采取“规则互认减免税额”等手段诱惑拉拢其采纳类似规则，从而形成以欧盟标准为蓝本、技术标准互认、产业链供应链互通的发达经济体“绿色同盟”。

（三）全球气候治理规则话语权和制定权的争夺

碳关税机制并非单纯的环境政策工具，最深层次的本质是一场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激烈争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发达国家试图利用其市场优势和技术领先地位，重构对其有利的全球绿色贸易新秩序，从而提高其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行为。

一方面，碳关税机制是欧盟“先行抢夺”气候治理规则制定权。长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谈判因各国发展水平不同、历史责任各异而陷入僵局，始终未达成统一标准。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另辟蹊径，通过单边推行碳关税机制，并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共同执行此套规则，迫使其他出口国不得不遵循由西方制定的高标准的规则体系，目的就是率先掌握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

另一方面，碳关税机制体现了从“责任承担”到“经济获益”的话语叙事转变。过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气候治理框架的核心准则，强调发达国家因其历史排放应承担更多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但碳关税机制回避了历史责任，将其包装为“公平竞争”和“防止碳泄漏”的经济问题，从而将减碳压力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欧盟碳关税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路径

作为首个落地的全球碳排放治理制度，欧盟碳关税机制夹杂着国际政治博弈、经济主导权争夺、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重动机，抬高高碳产品进口成本，促使跨国企业不得不改变生产和投资决策，这必将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布局和利益分配产生不可忽视的冲击和影响效应。

（一）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本土化”趋势加强

欧盟碳关税机制通过对进口的高碳产品额外征收费用，避免出口国企业为规避高碳排放成本而产生“碳泄漏”问题，这将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绿色化”和“本土化”发展。

一方面，欧盟碳关税机制对于进口产品隐含碳的高标准要求，意味着绿色低碳转型已不再是出口企业可选项，而是维持国际竞争力的必修课。因此，欧盟碳关税机制能够激励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减污降碳，以维持对欧盟市场的出口准入并避免支付高昂的碳关税，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转型。可见，传统的高碳排放生产方式将不再具备竞争优势，出口国制造商必须降低出口产品的隐含碳，这也将倒逼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采取行动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最终形成低碳、包容、可持续的绿色全球价值链。

另一方面，在欧盟碳关税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将丧失通过“碳转移”塑造的竞争优势。为了避免碳关税被欧盟等发达国家收割，部分企业会把他国的价值链环节转移回国内，在国内支付碳税再和欧盟标准抵扣，这将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本土化趋势。这也有助于企业控制和追踪碳足迹，降低供应链断链风险，提升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短链化”趋势深化

欧盟碳关税机制的本质之一是在欧盟及其盟友内部构建“绿色同盟”和“绿色俱乐部”，这将加速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和“短链化”发展。欧盟“碳关税”机制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输欧产品，但对于冰岛、挪威、瑞士等国家豁免，同时，对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采取“规则互认减免税额”，但并不会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承诺而豁免。

欧美等发达国家借助碳关税政策构建的“绿色俱乐部”将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俱乐部内部企业重新思考其生产、投资及供应链空间布局，可能将部分生产线转向“友岸外包”或“近岸外包”，以获得碳关税的减免，从而导致全球价值链呈现“短链化”与“区域化”特征。

在此背景下，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可能面临延迟或短缺，阻碍全球价值链整合进程甚至倒退。因此，从根本上来看，这场以“气候正义”为名的规则制定，实则是欧盟重塑全球价值链“绿色霸权”的争夺战，目的是封锁、打压和围堵中国，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脱钩”和“去中国化”。

（三）全球价值链“多极化”“边缘化”态势凸显

全球气候治理新规则话语权和制定权的争夺是欧盟碳关税机制的目的之一。气候变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分工引致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则权力争夺的背后将是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转移。欧盟碳关税机制将使得全球价值链中大国“多极化”、小弱国家“边缘化”的趋势增强。

从生产角度来说，欧盟碳关税机制的实施未考虑国家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仍旧以重污染的传统产业为主，无法快速实现低碳转型。而欧盟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的新型绿色壁垒，将导致缺乏低碳技术的落后发展中国家持续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淘汰风险。而掌握低碳技术和碳关税标准的大国将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心—边缘”化特征凸显。

从价值链治理角度来说，欧盟碳关税机制借气候治理名义争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权力，通过制定标准规则、构建盟友供应链和生产转移等方式，加剧全球价值链治理规则碎片化，掌握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从而占据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中心。可见，欧盟联合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机制的终极目标是，促使全球价值链治理规则成为表达发达国家利益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全球价值链“多极化”“边缘化”态势将愈发凸显。

欧盟碳关税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应对

碳关税实质上是一场以“环保”为“外衣”的规则主导权之争，表明全球竞争的焦点已从传统的关税壁垒和贸易规模，逐步转向深层次、相对隐蔽的技术、标准与规则的较量。全球气候治理的议题不仅涉及环境责任划分，同时也将影响未来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对于我国而言，亟须主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国际规则的制定，构建政企协同的多层次应对体系，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占位，避免碳关税政策沦为欧美发达国家政治霸权的新工具。

（一）企业：练好碳核算与碳管理“内功”，合规先行

为有效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带来的合规压力与市场准入挑战，出口企业需构建系统化的碳核算和碳管理策略。

第一，企业需建立全流程的国际标准碳核算体系，与欧盟等国际标准精准对接，申请欧盟碳中和认证，以绿电认证降低间接排放，维持企业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竞争力。

第二，全面梳理碳关税机制覆盖范围的出口产品清单，避免后续不合规引发的法律与贸易风险。

第三，建立完善的碳排放动态监控体系，依托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全产业链碳足迹追踪，确保数据真实、可追溯、可验证。

第四，加速推进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推动企业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加快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从而打造绿色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

第五，成立欧盟碳关税专项应对团队，持续优化碳排放数据核算、流程监控、法律支持和碳管理方案制定等流程工作。

（二）政府：完善国内制度并争取国际话语权，主动求变

欧盟碳关税机制设置了碳关税抵免规则，允许进口商抵扣在原产国已支付的碳定价成本。因此，从政府层面应做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应对之策。

短期内，我国应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升级，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构建符合国际规则的碳关税法律框架，尤其是在碳边境调节机制设计、碳关税征收标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等关键领域亟须加快完善制度体系，加快国内碳市场规则与欧盟互认，从而获得碳关税税收抵扣权利。

中长期，我国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战略部署，深度参与国际碳贸易规则的制定，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同时，与“友岸”国家、“近岸”国家积极寻求区域价值链和气候治理合作，引领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碳减排规则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牢牢把握气候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避免我国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转移。

（三）行业协会：搭建多层次协同应对桥梁，全面赋能

行业协会可作为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桥梁，全面赋能各主体协同应对欧盟碳关税机制。

首先，行业协会带头构建全产业链碳足迹核算与管理体系。建立行业碳数据质量监督机制，准确计量、核对、规范企业碳排放数据和管理，为企业对欧出口产品合规保驾护航。

其次，行业协会应建立“绿色供应链”认证与激励机制，优先采购低碳排放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形成“低碳溢价”，使得优质企业引领全链条企业减排。

再次，设立行业绿色技术专项基金，支持共性绿色技术的研发、示范和规模化应用，降低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风险。

最后，行业协会主动对接国际碳贸易相关机构，掌握国际碳规则的规范和动态，确保出口企业符合最新的国际碳贸易规则，降低处罚风险和经济损失。

（史本叶：吉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马晓丽：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