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用人得失：为何西北军既产硬仗将领，又出投敌叛徒？

1926年南口血战，西北军以寡敌众死守防线；1933年长城抗战，大刀队夜袭日军威震中外；1938年台儿庄战役，旧西北军系部队死守阵地重创板垣师团。

这支被称为“铁军”的队伍，既孕育了张自忠、佟麟阁等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也走出了孙良诚、石友三等投敌叛国的汉奸。

为什么同一支军队会走出命运如此迥异的人物？这一切，都指向冯玉祥独特的用人之道。

西北军的硬仗基因：实战淬炼的将领摇篮

冯玉祥选拔军官最重实战能力，厌恶纸上谈兵。他常对部下说：“打仗不是绣花，要的是真刀真枪的本事。”在这种导向下，西北军涌现出一批善打硬仗的将领。台儿庄战役中死守阵地的池峰城，原本只是冯麾下三级将领，却带领二十六路军与日军血战十余昼夜。韩复榘在山东抗战初期表现顽强，其部队作战风格明显带有西北军注重实战的烙印。冯玉祥的军事训练体系确实有效，西北军官兵普遍擅长夜战、近战和大刀术，长城抗战时赵登禹率领的大刀队曾让日军闻风丧胆。

信仰多变的隐患：缺乏坚定政治理念的根源

西北军的致命伤在于缺乏稳定的政治信仰。冯玉祥曾让全军信奉基督教，被称为“基督将军”；后又集体加入国民党；甚至一度接近共产主义。这种信仰的摇摆直接影响了干部的政治素质。吉鸿昌原本是冯的爱将，因思想左倾被鹿钟麟等人视为异类。当冯玉祥赴苏联考察时，部下甚至计划除掉吉鸿昌。这种政治上的混乱，使得西北军将领在历史转折关头容易迷失方向。抗日名将张自忠在抗战初期曾被误解为“汉奸”，正是西北军政治教育薄弱的一个缩影。

个人崇拜的双刃剑：情感纽带与离心力

冯玉祥善于用个人魅力维系部队，许多将领对他抱有深厚感情。韩复榘叛冯后仍想活捉阎锡山将功补过；石友三因父亲斥责其叛变而羞愧回归。但这种基于个人情感的忠诚极其脆弱。冯玉祥常越级指挥，直接干预三四级军官任免，导致各级主官权威受损。更严重的是他的多疑性格：中原大战时，刘骥与张自忠合力收容溃兵，冯却怀疑刘骥暗中抓权。这种猜忌让忠心耿耿的宋哲元等将领寒心，为日后西北军的分崩离析埋下伏笔。

文化教育的缺失：局限将领视野的桎梏

西北军对文化素质的轻视尤为明显。参谋长傅二虞曾直言：“在西北军，兵如毛发。”虽然冯玉祥重用了曹浩森、秦德纯等军校生，但多数文化人仅任参谋职务。薛笃弼等文职官员在战略决策中话语权有限。这种重武轻文的倾向，导致许多将领缺乏政治远见。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部分西北军系将领如孙良诚、庞炳勋在困境中选择投敌，与其缺乏坚定的民族气节和政治判断力直接相关。而始终坚守气节的佟麟阁、赵登禹等人，则得益于个人修养的完善。

用人标准的随意性：忠诚与能力的失衡

冯玉祥的用人标准常随个人喜好波动。石敬亭作为滦州起义老同志，本受冯信任，却被当作安抚韩复榘的牺牲品；而对反复无常的吉鸿昌，冯却一再重用，最终在中原大战中遭其背叛。这种用人上的矛盾，使得忠诚者心寒，投机者得势。更严重的是，冯玉祥对部下控制欲极强，甚至直接插手基层军官任免。当石友三叛变时，其麾下旅长许长林——一个被冯从士兵提拔起来的将领——内心极度痛苦，折射出西北军内部复杂的人格依附关系。

历史镜鉴：一支强军的兴衰密码

西北军的成败得失，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冯玉祥打造的这支军队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治军智慧，又融入了现代军事训练方法，但其用人哲学仍停留在旧式军阀思维。当抗战这场民族存亡的大考来临时，西北军系将领的分化成为必然：张自忠在枣宜会战前写下“良心平安”四字后殉国；孙良诚却沦为汪伪政权陆军部长。这种分化背后，是冯玉祥用人体系中政治教育与战略眼光长期缺失的苦果。

【参考资料】《冯玉祥传》，简又文著，传记文学出版社《西北军集团研究》，刘敬忠著，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中的西北军》，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冯玉祥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民国史人物传》，李新主编，中华书局《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院编，军事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