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是“玩手机”，也是工作

老爸86岁那年的春天，妹妹为他开通了微信账号。当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老爸打来的微信电话，待接起时他已挂断，只好回拨过去。“对方已拒绝”“对方已取消”，N个来回后，好不容易通上话，又因他听不清而匆匆挂断……

妹妹妹夫外出旅行的日子，我照例“接管”老爸。最后一次陪伴，他已92岁高龄。

夜晚，我正用腾讯会议隔空采访，早睡的老爸忽然从卧室踱出来，大声发问：“深更半夜，侬和啥人在讲闲话啊？”我急忙冲他摆手，示意“嘘”。他哪懂，继续大声教训我“熬夜伤身体咯”。幸亏，他没闯入镜头！我想起那位居家讲网课的老师和他喊着“爸爸”闯入的小儿，被调皮的学生制成表情包的故事。哈哈哈。

白天，我经常在手机上预览即将发布的稿子、修改PDF版面，这些在老爸眼里竟成了“侬哪能一天到夜白相手机，眼睛要坏脱了”。我跟他理论，“一天到夜白相手机，那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采访又是什么时候做的呢？”他看着我，一脸无辜，答不上来。

耳聪目明的老爸，到耄耋之年才开始身体机能退化。断崖式耳背眼花的岁月，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狂飙突进。他哪里知道，这个世界有了智能手机，已几乎没有纸和笔什么事了。

说起没有纸和笔什么事，我有多少年不曾手写了？在手机上，我开始只是写几首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交作业，然后写千字文，现在几千字的文章也懒得开电脑了，更别提手写。

既然写稿子不赖纸和笔，采访做笔记也可以直接用手机嘛！于是，有好几年，我把笔记本（纸质）也扔了，就记在手机上，回家直接写稿，别提多轻装、多省事。

那时候，我正为李载平院士写传记，采访到后来就不带笔记本了。“90后”李院士可是“微信控”，手机玩得贼溜，并不以我“白相手机”为忤，以至于我一度误以为大家都宽容这种“不好好做笔记”的采访风格了呢！

直到去年下半年，为收藏家系列纪录片《一个人的博物馆》撰稿，最初采访时我也是拿手机记的，感受到不止一两位年长的收藏家投来疑惑的目光——怎么采访还玩手机？我从尴尬解释“我在手机上做点笔记哦”（心说“我没在玩手机啊”），到终于不得不重拾笔记本，回归手工记录。那日，团队弟兄们（都是近一两年才开始合作的，没见识过我手工作业的样子）看我掏出笔记本、水笔，意外的表情像煞望到西边出太阳。

拿手机做笔记，被误作玩手机，对采访不重视；那么，拿电脑做笔记呢？更早的时候，我试过，结果竟把能说会道的对方整不会了，“你打字的声音让我很紧张，没有思路……”得，赶紧收起电脑，打开笔记本。

碰到对话形式的长篇访谈，我以“讯飞语记”辅助过，但很快弃用。原因有二：其一，本来我做笔记就习惯不记嗯啊哈之类以及与主题无关又没信息量的东西，回头写作节省不少时间，“讯飞语记”却照实录下太多没用的，害我多费一道整理的工序；其二，碰到采访对象讲上海闲话，“讯飞语记”就傻眼了。听说现在已进化出多种方言语音识别，不知准确率几何，有谁试过分享一下？

也有录音好用而感觉“被宠坏”的时候。去年应邀采访几位大律师，主办方贴心配备了助理，拿录音笔全程录好转成word文本传给我。大律师们思路缜密、口齿清晰，基本没有废话，我写起稿来好顺啊！不过，采访开始前，助理就声明“请各位讲普通话”。唉，难得碰上几位本土精英，却不得不为录音笔摒弃上海话，不爽！

有位当领导的老同学，跟我诉说一桩烦恼事：开会时，他在台上作报告，台下听众人手一个手机埋头……刷微信？做笔记？吃不准。我说，甭管他们是否在玩手机，形式不重要，如果你作的报告确实对提升工作有用，那就在今后的工作中检验呗。他从善如流，从此不再纠结于台下手机，而是去审视自己台上讲的内容。

我承认，开会时难免玩手机。好友说，记得多年以前一篇写喝茶的拙作中有几句，大意是：听会，最好当然是会议本身有吸引力，若会议内容不行但有好茶也坐得住。我补充道，若无好内容又无好茶，网络信号强也OK啦！

轮到我开讲座，备课的时候首要考虑的，正是——怎样吸引听众，让他们忘了玩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