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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黑人女性穿行在一座虚构的博物馆中,凝望着世界各地关于“维纳斯”的艺术。看着那些洁白的皮肤、安然的肉体,在这些从古至今关于“美”的图像里,她看不到自己的身影 —— 《剪影维纳斯》(Fragments for Venus)的开场简洁但精确。这是Miu Miu的“女人的故事”(Women’s Tales)系列短片的第三十部作品,法国导演爱丽丝·迪欧普(Alice Diop)加入了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河濑直美、陈翠梅等创作者的行列,展示着又一种独特的女性立场。这一次,她用影像书写着属于黑人女性的痛苦与希望。
《剪影维纳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她们的“过去”。迪欧普充分发掘着电影的潜能,用剪辑将不同时空的“维纳斯艺术”拼凑在一起,创造出一座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式的“想象的博物馆”。但对这位创作者来说,这些艺术想象不仅是迷人的,也是残酷的。因为她所代表的黑人女性群体,始终被挤压在这些想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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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迪欧普来说,这种边缘化困境内在于她的生命。1979年,爱丽丝·迪欧普生于巴黎北郊的欧奈苏布瓦,她的父母是1960年代的塞内加尔移民。在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的《我们》(Nous, 2021)中,她探索着空间的边缘,展示着自己所处的、巴黎郊区被忽略的移民群体;在赢得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的《圣奥梅尔》(Saint Omer, 2022)中,她追问着话语的边缘,聚焦于一位在法庭上被指控淹死自己孩子的塞内加尔移民。而在《剪影维纳斯》里,她用更为开放的形式,探讨着美学的边缘——那些未曾被指认为美的黑人女性,那种从古至今的缺席。相较于她在长片中对现实的考掘与重估,这部短片显得更为抽象、更为灵动,但也因此更具渗透性,调度着那些更细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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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的第二部分则关于她们的“现在”,她操纵着敏锐的影像,展示着一系列如今的黑人女性形象,她们在城市中自由地游荡。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段落中,影像的风格更为克制,画框更为端正,仿佛与那些经典绘画同构,穿行于博物馆的女主角,也常常置身于空旷而苍凉的中远景镜头中;而在“现在”的段落里,风格显然变得更为自由,景别更近,摄影机运动也更频繁,观众直觉地感受着这一群体于当下的在场。
这些城市的漫游者们,不仅感染着周遭的艺术家,也重塑着她们所处的空间。这令人想起意大利学者朱莉安娜·布鲁诺(Giuliana Bruno)对早期导演埃尔维拉·诺塔里(Elvira Notari)的探索。诺塔里是意大利最早的女性导演之一,但如今她的大多数作品都已散佚,布鲁诺只能在城市漫游的过程中,想象她在这些空间中拍摄过的影像。这种仅仅存在于脑海中的“电影”,对于跨越时空交流的女性来说,可能比那些产业中流通的作品更为重要。如果说此前的黑人女性们受困于艺术的缺席,那么如今她们则超越了艺术。通过更为普遍的在场,她们的想象与生活,和艺术家的创造混杂在一起。由此,《剪影维纳斯》的后半部构成了对前半部的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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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穿着Miu Miu的衣物之外,“女人的故事”计划对导演没有任何要求,她们几乎可以用短片做任何事情。形式上的简短,乍看之下似乎是种劣势,但这些作品让我们意识到,创作只需要足够的智慧。正因为它简短,所以它反而更为有力、灵活与感性。
在《剪影维纳斯》中,迪欧普充分发挥了短片的潜能。它像是一种宣言,率领那些艺术史中被掩埋的黑人女性,共同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它也是一篇随笔,虽然失却了连贯的叙事,却获得了闲散的镜头构造的立体主义效果;它更是一个问题,向我们抛出关于弱势群体处境的思考,每一个人 —— 包括中国的观众与读者们——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答案。
在这个夏日的午后,我们有幸采访了爱丽丝·迪欧普导演,她谈论了自己的构思与遐想。她的词句同她的影像一样,简洁但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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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到了“剪贴簿”这个词,有趣的是,这部短片确实一度名为《维纳斯剪贴簿》(Scrapbook for Venus)。在我当时的构想中,它就像是导演的日记本、剪贴簿,让我能够把收集到的作品、文字、街头观察拼贴在一起,由此去追问“维纳斯”的形象,以及黑人女性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美”这种观念之外的事实。
在我看来,短片的优势在于它更为自由、更接近直觉。这一部短片尤其如此。我彻底信任电影这种媒介所提供的手段,以一种冒险的心态参与拍摄。与我此前的作品相比,它显得更加激进、更具实验性。“女人的故事”这个系列本身就鼓励导演探索新的形式。所以,这次我没有过度周密的理论或计划,只是让自己放开去尝试,让影像本身去引导我。短片对这种实验和非叙事性的创作给予了充分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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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美国诗人罗宾·科斯特·刘易斯(Robin Coste Lewis)的一首诗,我自由地改编了她的诗集《黑色维纳斯的航行》(Voyage of the Sable Venus)中的核心诗篇,那首诗汇聚了大量关于黑人女性的艺术品标题 —— 绘画、雕塑、甚至是摄影 —— 从古代一直到当代。这首诗歌通过这种罗列,揭示了西方的潜意识与无意识立足于对黑人女性的屈从与支配。换言之,在这些艺术品中,黑人女性几乎总是以一种被征服、被贬抑的姿态出现。
所以对我来说,这部影片的主题是我不得不去处理的东西。或许是因为它更接近我自己,所以它的创作非常自由。我并没有事先确立某种特定的风格,只是跟随自己的本能。我尝试不受拘束地改编这首诗,这本身其实就是个挑战。我觉得这部电影和诗一样,是碎片化的、诗性的与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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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与文学的关系”的主题对我来说过于宏大,也过分复杂,我可能无力回答。但我可以具体谈谈这部影片在声画关系上的有趣之处。在许多时候,诗歌所描述的图像,其实在影片里并没有出现。对我来说,这种错位具有艺术上的价值:我们听到的声音无法描述画内的图像,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与耳边的旁白不匹配。与单独的声音或影像相比,这种冲突与张力,其实揭示了更多的意义。
如果我只是直接呈现诗里描述的黑人女性形象,效果反而可能没那么强烈。但是,当我们把诗歌里的“缺席的图像”与影片中“另一些图像”并置时,观众会更深切地感受到黑人女性在艺术史中被如何暴力地再现,这种再现似乎永远无法穷尽。这种文字与影像之间的矛盾,制造了一种持续而残酷的效果,让我们不得不去切身衡量那种深切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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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影片的第二部分代表着“现在”。它是一个修复性的空间。影片开头展现了历史上黑人女性遭受贬抑、被迫屈从的形象。而在当下,这种形象得到了修复。她们填满了画面,得以被真正看见。她们不仅仅被我看见,也被其他艺术家们所看见,比如雕塑家西蒙妮·利(Simone Leigh),还有许许多多的画家与摄影师们。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这些女性的形象,她们构成了艺术家周围的日常存在。因此,这部电影通过绘画和其他艺术形式来修复了历史上的缺席,确认了她们如今真实而完整的存在。
采访,撰文:陈思航
编辑:Le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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