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颐和园鱼藻轩投湖，国学大师遗书未干，为何自尽？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前默默吸完最后一支烟，然后纵身跃入昆明湖。

衣袋中的遗书墨迹未干，开头十六字成为世纪之谜："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1927年6月2日早晨，王国维像往常一样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

他向同事借了五元钱，然后雇人力车前往颐和园。

在园内，他独自在石舫前坐了很久，最后在鱼藻轩附近停下脚步。

据园丁回忆，这位戴着瓜皮帽、脑后还拖着辫子的学者，在投湖前"吸完了一支烟，然后跃入了水中"。

虽然湖水仅深及腹部，但他是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淤泥堵塞，瞬间窒息而亡。

当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那封墨迹未干的遗书时，"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个字，开启了中国学术史上最令人痛心的谜团。

王国维的辫子，是他身上最显眼的标志。

在民国已经成立十六年，甚至连溥仪都剪掉辫子之后，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却依然固执地留着这条象征前清遗民的发辫。

但这条辫子背后，是王国维复杂的精神世界。

他早年间曾醉心西学，研究过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是中国最早运用西方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人间词话》就是这种中西合璧的典范。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开始专攻经史小学。

这一转变看似突然，实则有其内在逻辑。

面对时代的巨变，他选择在故纸堆中寻找精神的安宁。

1923年，溥仪征召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

这个机会让他重新燃起了"辅佐明君"的理想，但现实很快击碎了他的幻想。

溥仪的小朝廷内部勾心斗角，王国维这样的书生根本无法适应。

1925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这应该是他学术生涯中最安稳的时期。

在清华，王国维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生，如徐中舒、姜亮夫、谢国桢等。

他的授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爱戴。

在学术研究上，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完成了《古史新证》等重要著作。

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涌动。王国维在给友人的信中流露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时局如此，非吾辈书生所能为力。"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让他预感到了更大的变局。

更让他痛苦的是，1927年4月，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

虽然王国维与李大钊政治立场不同，但同为学者，这件事对他的冲击极大。

他曾在课堂上感叹："共产党人也是读书人，何至于此？"

1927年6月2日这一天，王国维的表现异常从容。

早晨八点，他准时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班。在与研究院主任吴宓交谈时，他还讨论了下学期的招生计划。

随后，他向办公室秘书侯厚培借了五元钱。侯厚培后来回忆说，王国维当时"神色如常，毫无异样"。

九点左右，王国维雇人力车前往颐和园。

车费三元，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价格，显示出他赴死的决心——已经不在乎这些世俗的计较了。

在颐和园内，他独自徘徊了整整三个小时。

这期间他在想什么？是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人生，还是在思考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人知道。

唯一确定的是，中午十一时左右，他写下了那封著名的遗书。

遗书是写在随身携带的一张普通信纸上的，用的是一支普通的毛笔。墨迹未干，他就将遗书折叠好放入衣袋，然后投湖自尽。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封遗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开头的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经此世变"指的是什么？是北伐军的胜利？是南方革命政府的成立？还是更深远的文化巨变？

"义无再辱"中的"再"字尤其值得玩味。这意味着王国维认为自己已经受过一次"辱"，不愿再受第二次。

那么第一次"辱"是什么？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还是其他什么事件？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解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他认为王国维是为中国文化殉道。

王国维的自杀，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个单一因素。这是个人性格与时代巨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个人层面看，王国维天生敏感忧郁。

他早年研究叔本华哲学，深受其悲观主义影响。他的诗词中经常流露出人生无常的感慨。

这种性格使他在面对时代巨变时，更容易选择极端的解决方式。

从时代背景看，1927年的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北伐军节节胜利，旧秩序土崩瓦解。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整个中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传言说北伐军进入北京后，将诛杀留着辫子的遗老。

虽然这只是谣言，但对王国维这样敏感的人来说，足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众多对王国维死因的解释中，陈寅恪的见解最为深刻。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他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死的。

在旧文化已经瓦解，新文化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王国维这样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精神依托。

他的死，是对这个"文化失落时代"的最强烈抗议。

这种解释超越了简单的政治立场，从更深远的文化视角揭示了王国维自杀的深层原因。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同时又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王国维处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这种精神撕裂感可能是导致他选择自沉的重要原因。

王国维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他之后，中国很难再出现像他那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通儒。

但他的学术遗产却影响深远。

他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他的《人间词话》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范式。他的戏曲研究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一个学术标杆：做学问不仅要专精，更要博通；不仅要继承传统，更要开拓创新。

这种学术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立碑纪念王国维。

碑文由陈寅恪撰写，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

这块纪念碑至今仍立在昆明湖畔，默默诉说着那个时代的学术传奇。

王国维去世后，溥仪赐谥"忠悫"，意思是"忠诚而谨慎"。

这个谥号很符合王国维的性格：他对传统文化忠心耿耿，处世待人谨慎小心。

但王国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等身的著作，更是一种学术精神和文化担当。

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最后的思考。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颐和园鱼藻轩前，或许还能感受到那位拖着辫子的学者最后的决绝。

他的死，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中艰难抉择的缩影。

"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王国维在《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中写下的这两句诗，或许正是他一生的最好注脚。

在知与行、传统与现代、个人与时代的矛盾中，他最终选择用生命来完成最后的学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