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决定以死亡为主题做一个出版品牌

做書按：今年五月，我们在市集上认识了山西人民出版社旗下一个名为“寄了”的出版品牌，那时品牌刚刚成立两个月，只出了一种书就报名来了市集。她们用轻盈的插画故事集谈论沉重的“生死议题”，为市集策划了“如果妄想都想不出好的选题就别搞出版了”的好玩迷你展，有一个主理人还有两只主理猫，后来又听说她们在殡葬店里做了新书活动......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新品牌的有趣。四个月过去，我们又找到品牌主理人刘远，想听听“寄了”出生这半年的故事。她总结：做了一个叫“寄了”的品牌后，编辑差不多要“寄了”。

在出版行业兴盛期过去了一千年后，我入职了出版行业。

在“主理人”变成贬义词之际，我成为了“寄了”品牌的主理人。

当做書的小编问我愿不愿意写一篇关于“一个人做一个品牌”的文章时，我不禁想起2025年4月初，那个自以为有点小聪明的我，把自己推入了火坑。

说起来，“寄了”品牌的诞生，做書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寄了”（读作 jì liǎo ），是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个聚焦生死议题的子品牌。

“寄蜉蝣于天地”，喻人生之短暂。

“了却身后事”，是一种近乎圆满的死亡。

“寄”谓之生。

“了”谓之死。

“寄了”，生死事小。我们以一种很轻的方式触碰生死议题。

品牌诞生：一场蓄谋已久的冲动

品牌理念的诞生，源自开会时的一次发呆。那还是今年3月的下旬。

我有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叫《最后的仪式：回喵星一路顺风》，是一本非虚构的文学故事集，由12个真实故事组成。

故事的作者们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烦恼，但她们都与一只或几只猫结缘，并经历过与猫咪阴阳两隔的告别。

当时，我社领导在讲台上说“鼓励编辑开创自己的品牌……”

“寄”和“了”这两个字，忽然就掉到我的脑子里。

起心动念做这本书的契机，是我的好友的宠物猫离世。她的猫咪离世时15岁，死因是不可逆的衰老。宠物医生都说“这猫养得很好了”。但我那一向不善言辞的朋友，竟然发出了“养猫的感觉就是，就算它寿终正寝，也会有一种丧子之痛”的感慨。

那之后，我们一起旅行、散心，畅谈一些宏大的议题。

我们刷了很多关于宠物离世的帖子，结识了不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又发现这些帖子经常存在不了多久就会消失，有的是因为违规被屏蔽，有的是创作者自己的心境改变而设置为仅自己可见。

人与宠，乃至生与死，对当代人如此重要的叙事，却留不下比写在沙滩上的字稍恒久一些的记录，这让我们觉得可惜。我们决心做一本书，我的好友担任了这本书的插画师。

还没有选题储备的情况下，让我加急推出“寄了”这个生死教育的品牌的契机，是为了报名做書的一次图书市集。

坊间传闻，做書的活动会重点选录出版社的子品牌。（書桑：不信谣不传谣嗷

正在审核最终版图书封面的我，当天就让设计师把“寄了”的logo加在了书脊上。可见，很多时候，决定去做一件事的契机绝不是已经准备充分了。往往是被多种因素推着走，开始了，就坚持着走下去。

2025年5月，“寄了”在漓江文学节·文学热爱市集

“背后有人”的孤勇者

这个品牌是，但也不是“一个人在做”。

大概就在今年的四月吧，我所在的山西人民出版社进行了一场“去中心化”的改革。社长一改以往大致按出版类型划分的以编辑室为中心的组织结构，所有编辑回流编辑中心。任何编辑都能以“项目”为单位，召集适合的同僚一起干事，项目结束再各自组织或选择下一个项目。

这种多节点、网络化结构，立竿见影提升了编辑们的主动性。

所以，“寄了”这个品牌，以不同图书或活动的不同阶段为单位，可以集结起不同的人，不仅是编辑，设计、发行等部门的同事也随时都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组织内部流动起来，必然会促成百舸争流的局面。

这几年，几乎各行各业都说大环境不好，做事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能得到一个开创品牌、“内部创业”的机会，是十分幸运的。有些道理讲起来可能有点大，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这不单单是幸运或是殊荣，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有幸行至此处，要为后来者开辟道路、把路走宽的责任。

上价值上得有点早。

但这确实解释了我近几个月累个半死，但是一直坚持的原因。这种坚持，必然不是因为琐碎事务增多而失去审校费、每个月只有底薪的贫穷，也不是因为出差频繁且短期内看不到实质性成果的劳碌。

品牌留在主理人身上的印记

开始做品牌后，真的感受到了它对个人精力的“虹吸效应”。

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被吸入，人生被推着进行了一场“断舍离”。

字面上，减少了很多无用的社交，不得不摒弃一些习惯已久但低效的工作方法。

部门也换了。开始做品牌后，营销方面也做得很卖力，突然有一天，老大说，你去电商历练一下吧，好好琢磨琢磨营销。

啊？我？

于是，加上去中心化那次，三个月内我搬了两次办公室。东西一再精简，又是一番断舍离。

做品牌，和单纯的文字编辑不同，要深入出版的全流程。

简单聊一下“寄了”品牌目前的重头戏——选题策划环节。选题主要有本版书和引进版两个方向。想结识优秀的作者，跑线下也很重要。过去两个月基本是拔腿就走，很多活动本身在周末，出差的时间也定在周末。有一整个月，就是平时上班，周末出差，连轴转。想着对结果负责，事假病假也没心思请了，主打一个“all in”。

不过，那个月明显感觉身体变差了很多。网上推给我的类似于“这N个症状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的帖子，我都忍不住点进去，看完就觉得自己快完了。

做品牌是长期的事情，当时就意识到不能这么干，还是要劳逸结合。

引进书方面，主要通过邮件与代理公司和外方沟通。我从入社起就经手版贸方面的工作，这部分也都靠自己问询、参与竞价，天天盯着邮箱等结果。

普通的出版社不可能纯靠“砸钱”拿到一些比较抢手的书的版权，大家能给的价格都差不多。沟通方式主要又是文字。能凸显自己的，就是对文字形式和内容的打磨。

三个月内，我更新了两版我社的中英文介绍，还翻译了一些最新的代表性出版物的书名和简介。

都是很耗时间但不能直接看出成果的工作。

这段时间，我一个p人被逼成了j人，每天带着to do list上班。然后，刚坐到座位上，屁股还没坐热，就收到了重要邮件，半天的任务都要往后推。

有一天，一个只差临门一脚的版权的外方问（原文为英文）：“只是，我们从未和山西合作过，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社最近在做什么？”

十分随性的语气。

谁懂啊，看到这个问题差点吐出一口老血，用一封简短的邮件讲清楚十多个部门的一个社“最近在干什么”，还是中英双语……

有时候真的很想冲到楼道里尖叫。

最后还是成功拿到了这本书的版权。

如果问做品牌至今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那就是：成果暂且看不见，人是真的快“狗带”（go die）了。

这段时间我用得最多的表情包：

想死但不能真的死

想死但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

哈哈我疯啦！

豆沙咯！豆沙咯！

但是，为什么很累但是愿意做？

做品牌自然有其让人上瘾的魅力。

品牌本身，就是一座灯塔，一个长期主义的承诺。一盏灯亮起来，能持续地吸引志同道合之人向这边靠拢。

我所结识的读者，做书的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很多都主动为我提供了帮助，不求物质回报。很多人也短暂参与过品牌建设的一部分工作。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正是一个品牌的理念，让这些耀眼的星星愿意聚拢到我的身边。

最近，“主理人”这个词好像变成了贬义词，一提起“主理人”，就让人想到满口理念、装腔作势的人。

我不痴迷于这个词，但我绝不抵触理念。过去三个月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一是“落地真的不易”，另外一个就是，做品牌，就是得卖理念。

不然，起步阶段，资源有限，经验不足，别人凭什么愿意伸出援手？

根本的逻辑就是：这件事有点儿意思，我也要以某种方式参与。

只是，兜售理念，不要陷入自我陶醉即可，不然听众吐槽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翻出了品牌诞生当日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我：我做这个品牌，就是希望能让大家能直面生死！能疗愈大众！给大众的迷思提供答案！我想听到读者看到我们的内容后血肉疯长的声音！

朋友：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品牌放得小一点……

当时的我忽略了朋友小小的提醒。

经过三个月的摸爬滚打，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人永远没有办法完全代入别人的处境。我陪伴，我倾听，我给出建议，但我永远不能控制别人做出特定的反应。

相应地，我把品牌的意义感改成了：提供一种陪伴，当读者需要时，发现我们就在手边。

向死而生，直至死亡

前几天和朋友闲聊时，大家又做了已经火了好几年的16型人格测试。

我一个entp，第一次测出了enfj。测试或许仅供娱乐，社交货币罢了。

但这确实是做这个品牌的过程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同样，主理人的特色也会体现在她的品牌上。

选题方面，其实生死教育的范围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个人阅读的偏好，目前文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选题居多，医学、经济学类较少。将来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来拓展“寄了”的版图的。

装帧设计，我没办法像大多数品牌一样保证图书设计风格整体统一，我计划在保持开本统一的前提下，每本书都很不一样，精装简装不拘小节，亚克力、硫酸纸、布面这些封面我都想尝试一下，到时候，你的书架上的这一排看似性格迥异的书，都印着同一个logo：寄了。

营销方面，就像我交朋友一样，我特别喜欢破圈，前段时间尝试了去殡葬店办分享会、死亡主题的艺术展等等，总想尝试新花样。

这些是目前的情况。一切都会在实践中调整。

最近挂在嘴边的“要死了要死了”，转变一下，或许就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心态。

做品牌或者做人，对我来说，就是不断变化、成长，直至我“寄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