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之狮”竟是中国制造？

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陵前的石狮 清朝人画的狻猊图 “威尼斯之狮”的造型 钱选《西旅献獒图》（局部，宋末元初），图后题跋称系摹自阎立本之图 唐粉彩镇墓兽

在日前举行的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最佳女演员奖第三次颁给中国演员，这让本届威尼斯电影节迅速在国内媒体上引爆话题。而作为电影节标志的“威尼斯之狮”在吸引全球众多影迷目光的同时，这一意大利知名文化名片也引起诸多讨论。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水城”威尼斯，素有“亚得里亚海明珠”之称，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在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坐落着号称“世界最美客厅”的圣马可广场。

圣马可广场的入口处，两根高耸的石柱格外引人注目。一根柱顶是屠龙勇士的雕像，另一根则是一只展翅的青铜狮子。相较于“屠龙者”，这只象征威尼斯守护神的飞狮更为人所知，它至今仍作为威尼斯官方徽章中的标识出现。

“威尼斯之狮”是一尊青铜有翼狮雕像，已在圣马可广场上矗立了七百余年。然而，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意大利考古学家研究表明，这尊被视为欧洲文明图腾的飞狮，极有可能流淌着纯粹的中国血脉。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标志性狮子雕像源自古代中国”的说法，早在2024年就已流传甚广。直到今年9月4日，相关研究论文在业界权威期刊《古物（Antiquity）》上发表，这一考古推论才变得更具说服力。

中国其实并非狮子的原产地，那么，一个疑问随之而来：这只欧洲的飞狮，何以会是“中国制造”？

狮子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密不可分

在中国古代，汉字里原本没有“狮”这个字。与狮子形象最接近的动物是狻猊（suānní），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它更多是一种想象中的神兽，最早见于先秦古籍《穆天子传》。此外，另一个代表“狮子”的字是虓（xiāo）（《说文解字》云：“谓师子名虓也。”）。

据史料记载，公元87年，西域月氏国向汉朝进贡狮子，这种“殊方异物”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当时的国人称其为“师子”，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古印度梵语“Simha”前缀的音译。后来，随着古人习惯在表示动物的字前加“犬”字旁，“师子”才逐渐演变为今天的“狮子”。

从梵语音译的逻辑来看，狮子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密不可分。实际上的确如此，两者几乎是同时传入中国。《传灯录》记载，释迦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段话虽然被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视作“猖狂”（譬如《拙斋集》评价：“此其猖狂自恣，卒得罪于圣人之门也。”），但也恰恰说明，佛教文化除了慈悲为怀，还有威严勇猛的一面。而狮子，就是这种威严的最佳代言人。

尚武的汉朝人立刻被狮子的勇猛所吸引，因此将它的形象用于陵墓，作为镇墓兽守护亡灵。

凶猛的狮子在汉朝成为镇墓兽

中国的镇墓兽文化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隋唐达到鼎盛，最终在五代时期逐渐式微。

镇墓兽的出现与演变，源于古人对神秘巫术的信仰，这种巫术后来发展为“厌胜”（厌，读音ya，通“压”，“厌胜”，压而胜之之意）。镇墓兽最初的起源，据说是和一只叫“魍象”的可怖怪兽有关。在各类传说中，魍象“状如小儿，全身赤黑，大耳长臂，赤爪”，以亡者的肝脑为食。

古人笃定，陵墓内没有神煞或者猛兽镇守，必将“亡灵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压制“魍象”的神煞被称作“方相氏”，他“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身份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周朝的神职人员，有人说是专职打鬼的狂夫，或是驱除邪祟的神兽。

方相氏的身影常出现在大傩（驱鬼仪式）和大丧这两个上古时期最高级别的仪式上，因此，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使用。普通贵族无法让方相氏站在自家坟墓前，于是退而求其次，在墓前种植柏树、设立老虎的石像——传说中“魍象”同样惧怕这两类生物。

为进一步防患鬼怪，人们还会在坟墓内准备各种镇墓神兽。考古发现表明，最早的镇墓兽外形古朴，与汉字“且”相似。后来，“且”字的顶部逐渐长出巨大的鹿角，鹿口中生出獠牙和长舌，镇墓兽的形象才变得恐怖而狰狞。

到了汉朝，随着狮子的传入，凶猛的狮子被选为新的镇墓兽。现存最早的石狮雕刻便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汉代石狮昂首挺胸、张嘴扬颈，充满生命力，仿佛随时会跃然而起。有它们守着，墓主想必能“高枕无忧”了。

不过令人唏嘘的是，许多汉代石狮如今流落海外，例如意大利都灵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东汉石狮。这件狮子后肢残缺，但从其前腿的跃动姿态中，仍能感受到强大的生命力。它被异国收藏，也为“威尼斯之狮源于中国”的推测提供了某种逻辑上的可能性。

汉代还出现了肩生双翼的飞狮形象。学者推测，这可能跟汉代盛行的升仙思想有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狮子生翼是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毕竟，当时西方世界的陵墓、宫殿里，石狮子也总是长翅膀。尽管偶尔会有这种“基因变异”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汉晋时期的镇墓兽创作，还是坚持模仿现实动物的原则。

阎立本曾在《西旅贡狮子图》中描绘狮子

然而，到了唐朝，狮子被当成了一种来自西域的神兽。《唐国史补》里记载了一个玄乎的故事：“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

《酉阳杂俎》则“一本正经”地转述，佛经里说用狮子的筋制作琴弦，弹奏时其他的琴弦都会应声而断——这似乎也是在暗示，狮子的吼叫声透露着某种魔力。《酉阳杂俎》的记载或许只是道听途说，但有一位亲历者值得我们关注——宫廷画师阎立本。他在《西旅贡狮子图》中描绘的狮子，外貌特征为“类熊而猴貌，大尾”，毛色漆黑。可惜原作失传，后世大部分画家因从未见过狮子，在临摹时竟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误读：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只狮子理解成了凶猛的獒。

基于种种传说以及当时工匠们对狮子形象的陌生，工匠们打造的镇墓兽，与其说是狮子，倒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产物”。工匠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各种物种的形象来了个大杂烩：鹿角、鹰翅、狮身、人面……硬是把它们“合体”成了一个全新的“生物”。

他们这么做的逻辑，可能就跟很多80后都熟悉的动画片《布雷斯塔警长传奇》类似。主角在危难时刻总是会召唤：“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和熊的力量。”唐朝的工匠那样创作，同样是为了集合动物们敏锐、迅疾、强大和威武的特质。

不过，当狮子雕塑作为单独个体出现时，工匠们更多地借鉴了前朝的风格，于是它又“正常”了许多。唐朝的狮子雕塑很少长翅膀，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吐着长舌头，反而变得更“拘谨”。比起汉晋石狮那种跃跃欲动的神态，唐朝的狮子或立或蹲，动势则要小得多。

唐朝的狮子之所以变得这么温顺得体，其实跟大唐王朝的气象有关。它们不需要靠仰天怒吼来证明自己的威严，只要静静地站在那儿，就已是威风凛凛，透着一股雍容、自信的王者风范。

五代以后，大型镇墓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铁牛、铁猪等普通动物，或者南方长江流域那些奇奇怪怪的“人首鱼身”的臆造生物。宋元时期，随着火葬、纸扎、冥器的流行，墓中的陪葬俑习俗也渐渐走向终点。

但狮子作为雕像造型，却流传了下来。不过，后来的狮子也变了样。不像汉代的走狮、南北朝的蹲狮、唐朝的立狮那样各有特色，再后来的狮子，绝大多数都是坐狮，而且它们的精神状态也一步步趋于萎靡。有人觉得，到了清代，狮子雕像甚至都快变成温顺的“哈巴狗”了，这或许跟宋朝之后日益衰弱的国力有关吧。

圣马可广场铜狮的跨国身世之谜

说回圣马可广场上那只飞狮。意大利学者根据它的“精神面貌”，以及其最初铸造材料是从中国长江下游矿区提炼的铜这一关键论据，把它断定为唐朝飞狮。虽然理由非常充分，不过说句实话，这个断定也有不少说不通的地方。

有人就说了，唐代的镇墓兽狮子，尺寸和重量普遍偏小，可威尼斯这只飞狮的“身高体重”是多少呢？高逾4米，重约3吨。就一只镇墓兽来说，这尺寸大得有点离谱了。

但它真的离谱吗？2011年出土于山西文水（武则天故乡）的一对唐代蹲狮，高达4.47米，重26吨。那可能是现存最大的唐代石狮雕塑了。所以，威尼斯青铜狮的体型，其实能找到相似的例子。

真正解释不通的，是它的材质和样式。中国古代的镇墓兽，多用漆器、陶瓷或木头，很少用铜这类金属。古人相信，木头更适合灵魂附着（“木主”是“墓主”的谐音），而且，木头的温和质地也更加贴近了墓主与镇墓兽的关系。

后来为何又变成了陶制？那是因为，伴随制陶技艺的不断提高和釉料的熟练使用，工匠们可以轻易做出更加怪异、色系更加夺目的镇墓兽，从而更加生动地呈现它们恐怖狰狞、华丽夸张的效果。

至于那些体型庞大的石狮，大多立在祠堂、墓碑或陵墓旁边，它们更不可能是铜制的。毕竟，石材既耐用又容易获取和加工，而铜不但价格昂贵，且制成后难以维护，总之，缺点多多。考古发现的大型青铜狮子实例极其稀少，这也是古人在户外大型雕塑谨慎用铜的一个佐证。此外，唐代的石狮造型饱满威武、雍容华贵，反观那只威尼斯铜狮，昂首张翼、翘尾舞足，显得有些“轻佻”，与唐狮的“王者风范”似乎存在差异。

据意大利专家推测，这只铜狮可能是在中国长江流域铸造而成。那么，问题又来了，在古代交通那么不发达的情况下，古人是怎么把一只3吨重的铜狮，从中国南方运到威尼斯的呢？

基于种种未解之谜，专家们给出的一个合理猜想是：七百多年前，这只铜狮被“大卸八块”，通过丝绸之路，经由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一路辗转到达欧洲。最后，威尼斯的工匠们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它重新拼装，还原成欧洲人心目中的铜狮。

狮子从西域传入中国，铜狮又从中国运往欧洲。当圣马可广场的飞狮在阳光下闪耀时，它不仅是威尼斯的守护者，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的活化石。

文并供图/老谈